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台湾兴国管理学院首任校长 曾仕强 教授

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点心得。中西文化的比较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切入，但是我们今天会采用一种比较不常用的方式来进行，请大家作参考。我们今天最常讲的一句话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句话其实用途蛮广的。西方人因为生存在西方，所以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个地球；而东方人呢，生活在东方，就从东方这个角度看同一个地球。看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西方人看来，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然后一直可以分下去，特别注意“分”，西方文化重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中国人看世界，看法不同于西方，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然后就没有了。中国人是无“三”不成礼的，如果一个问题不能用简单明了的三句话说清楚，就还有待努力。简单明了，一、二、三就解决问题了。大家特别注意，我们的文化是重生。今天做文化比较的人，常常说西方有的我们没有，我们有的他们没有。这不可能，全世界的文化四个字就讲完了：“大同小异”，它们不可能截然不同。如果截然不同，人类就分成了两种人，很难交流，更不要谈什么融合。因此在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清楚），包括分，也只不过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所以大家要了解我们中国的事情，一定要记住我们跟西方人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方人讲一就是一、多就是多，中国人讲一就是多、多就是一。所以我们没有什么一元论、多元论的争执。

西方人分到最后，就分出了科学，“科学”这个词很显然是翻译错了，我们现在所受的罪大部分是翻译错误造成的。讲到社会科学，我们心里就觉得怪怪的，社会真的是科学吗？宗教是科学吗？艺术是科学吗？音乐是科学吗？这些东西根本不是科学。Science应当是学问，而不是科学。但是它有一个长处，可以变成分科的学问。你看，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分”。西方文化讲到最后是断代的，叫不连续时代，因为他们没过三十年、二十年就要推翻前代的人，一定要求新求变，变到最后就没有了根。这样各位才知道同样是古代文化，西方的文化传统却不见了，它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学问既没有哲学也没有科学，“哲学”这两个字是日本人提出来的，西方有门学问叫philosophy，日本人自作聪明，把它用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哲学。实际上中国没有哲学，我们现在都很勉强的去牵强附会，不好。中国的所有东西都是从一个字延伸出来的，就是“道”，所以道生一。什么叫“道”？道有三个：第一个，可以讲的道；第二个，没有办法讲的道；第三个，很难讲的道。其实《道德经》这本书是高度苦难的书，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告诉我们两个宇宙。《老子》为什么难懂，就是它是替高智慧的人来解释宇宙的奥秘。有一个宇宙是圆的，但是还有一个宇宙是椭圆形的，这个叫做“道可道，非常道”。上面这个道叫做“常道”，下面这个道叫“非常道”。其实我们以前的叫法与现在的叫法不同，并不是说它是两个东西——绝对宇宙、相对宇宙，只要你活着就不可说活在常道里面。什么叫常道？就是绝对宇宙：绝对自由、绝对光明。这在人世间是绝对看不到的，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佛、儒、道三家没什么不同，都是道生出来的，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一切一切都是道，人离开道很远了，所以就有一些人来替我们说明，叫做“说道”“禅道”。这里面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人，说法不太一样，所以就出现了儒、释、道。其实再推广出去，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都是一样，统统没有什么分别。“道”是什么？孔子把它叫做太极，而很多人又认为道是道，太极是太极。孔子是第一个提出来“道”就是太极的人，因为孔子是替中等智慧的人阐释宇宙的奥秘。儒的不同点在哪里呢？它是一套让我们求生的法宝。儒由一个“人”一个“需”组成，就是人所需要的术，叫做“儒”。因为我们知道不能硬碰硬，但又不能退，所以就以柔克刚，内方外圆，“圆通”决不能用“圆滑”代替。道家让我们保身，所以养生保健方面道家很专业。佛教在以后变成了禅宗，它让我们乐生，就必须要有禅的修养，否则乐不起来。这三个是同样的东西。怎么证明？这很简单，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从这个（“道”）上面生出来的？我们看到人家划十字，就跟着划十字；看到人家拜，也跟着拜，这叫入境随俗、随遇而安。可是外国人就看不惯了，你到底信什么？当外国人问我们信什么的时候，我很坦然地告诉他，多几个人保佑不是很好吗？你信上帝，他要睡着了怎么办？其实我们是通的，中就是太极，所以很多事情就应当正本清源，脑子就不会乱了。

全世界都是同，同一个地球里面用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西方人叫观察法，中国人没有用“观察法”这三个字。我们用什么？当我们没有文字、没有语言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我们怎么做学问，我们现在很惨，动不动就上网、看书，我们已经被文字障碍所束缚了，文字、语言是一种障碍，所有有形的东西都是一种障碍。西方是从动物、植物方面一遍一遍重复地看，就叫做科学。而我们没有，我们的科学在早期绝对是领先全人类的，从出土的文物看，那时的科学比现在还高，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出现“科学”这两个字，史料上找不到科学家的名字。我们很多人很困惑，西方人的古迹都是在地面上的，中国人古迹全都在地面下。这是非常显著的不同，我们的老祖宗最懂得环保，不会在地面上留下太多东西。我们只用三个字“天垂象”，“天垂象圣人则之”。我不知道大家对“观察法”和“天垂象”有什么感觉，西方人始终是讲“分”的，因为有观察就有对立，换句话说观察者是被观察的对象。而我们中国人则讲“天人合一”，我们是“生”出来的，中国的学问都是生出来的。我年轻时读书，读到孔子讲：“畏圣人之言”，我是很不服气的。但是我现在深深感受到圣言可畏。因为“天垂象”没有几个人能看得懂的，其实金融危机就是天垂象，日本海啸、核爆炸就是天垂象。“天垂象”是老天不断地给人一些警示。然而外国人统统不理解，因为科学不能认证啊。科学是无知的，最近的天垂象使西方科学家有所反省。他们说出两句话，科学像撒旦（魔鬼的意思）给人类一点点好处，回头就要人的命。这是事实，英国人在19世纪搞了一个工业化，到现在后患无穷。我们需要工业，绝对不要工业化。但是美国人在20世纪搞了一个更可怕的叫做“商业化”，商业化迟早要吃掉所有的文化。佛教因为商业化而衰败，中国用四个字来消灭基督教，叫做“吃、喝、玩、乐”。现代人看得不够高、不够远、不够深，还有一个毛病，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得到的。我们需要商业，但是绝对不可以商业化，什么叫商业化？你看踢足球时踢假球，给我钱我就踢不进去了；很多歌星上台后就开始假唱，（这些都是商业化的表现）。

我们今天的危机不是信仰危机，而是信任危机。人与人之间完全不敢相信。圣人才全看天垂象，其他人都在乱讲。因为“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天有天象，叫做天文；地有地象，叫做地理；人有人象，叫人象乾。这是中国人最上层的（人才能做到的），可是真正懂的人不多。国学从来绝对不是回顾从前那些乱七八糟的事的，我们有新的使命。新的使命在哪里？就是要解开什么是“一”，因为西方人说：“一分为二”，只要一能分为二，那二也就能分为四……只要这个解决以后，什么都解决了。这个在西方叫做本体论，以不变应万变，这句话是智慧。其实“以不变应万变”本身就是变，它是从不变的原则来应对万变的现象。本体是不变的，现象是万变的，稍微懂得西方哲学的人就不会笑这句话，它本来就是智慧。做人做事都应该以不变应万变，而不是现代所说的求新求变。什么是“一”？司马迁讲过一句话“数在心中”。现象背后有个数，这个数在哪？在我心中，所以中国人看完一个人就知道这个人是真是假，他讲同样的话，现象是一样的，但是里面那层意义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对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很讲究），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叫兼顾。

我在美国是学行为科学的，回国以后就研究中国人的行为，我不再研究美国人的行为，因为那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行为科学是一种方法，但是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中国人，文化差距就出来了。研究中，如果说美国人出错了，他会什么反应没有；中国人就会很笨地去做检查。西方人看到一个小孩会问你叫什么名字。中国人就会问你爸爸是谁？我们在学校的教材里讲了很多西方的东西，从来没有教过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是最大的遗憾，我在39岁以前也是非常西化的，看到中国人就讨厌。39岁以后读了《易经》以后才发现是我错了，不是中国人错了。所以从现在起不要讲我是白手起家的，因为数是一。《易经》里面的十，并不代表十年，代表过程的意思。“一五一十”就是全部。西方人一直在找一，最早找到的叫做原子，那是因为原子是万物组成的最小单位。但很快原子被打破了，到现在西方人还仍然不知道什么是宇宙的本原，什么是宇宙万物的构成单位。所以科学家第二句话讲得非常真切：“科学无法带给我们真相，它只是一条捷径线，慢慢地把我们带进真理，但是永远离真理有一段距离。”他们是眼见为真，但亲眼看到的往往是假象。中国人不会眼见为真，我们是眼见为实，实的就是这样的，但真的是什么样的不清楚，眼睛看到的非常有限，我们的五官都在骗我们自己，但是我们非常相信自己的五官。不要相信五官，要相信我们的第六感。可西方人是不相信第六感的。一个人不要完全相信你看得到的部分，否则会偏到一边去，那就叫做偏道，就是离经叛道。西方文化告诉人不要骗人，中华文化告诉人不要骗自己，两个方向不一样。“真的”跟“实的”有很大区别。西方人到今天还没有突破“一”是什么，我们说“一”就是太极，中国人永远是对的，西方人努力搞半天，东方人讲那就是。有人研究说中华文化有模糊性。我不这样认为，应叫做包容性、弹性，而不是模糊性。西方人到最后不得不向神低头，因为没办法走出来，只好说神造人。人代表一切，所以就是神代表一切，神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中国人没有，伏羲给我们最大的贡献就是“一画开天”，告诉我们人造神，我们所有的神都是人造出来的。中国人相信天，天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我们是可以证明的，他们没办法证明。西方人很惨、神高高在上，人低低在下，中间有一条线，现在的话叫双黄线，就是不可以超越的线。中国人死了以后可以做神。西方人说我们崇拜偶像，我就告诉他中国人从来不崇拜偶像，我们拜天、祖宗、古圣先贤，其他不拜。什么叫神天无言，不管你想不想，天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老子讲：“天地不仁”。人做什么啊？“明天理”，下学上达，上达天理。现在的人多半在下学就用了一辈子。孔子很少说天，很少说命，因为他的很多学生都很年轻，孔子不会跟他们讲这些话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朝是有朝一日的意思，有一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才发现以前做错很多事情，不必后悔、不必责怪自己，没有必要。就像你昨天的事情都死了，今天重新开始，这才叫孔子。

其实如果不懂《周易》的话就很难懂诸子百家。因为孔子的核心思想，只有一个“无可无不可”。《老子》核心思想是什么啊？“道可道，非常道。”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可以，这才是真正的道理。天底下没有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天下没有两棵树是一模一样的。那怎么学？孔子说学就是增加一些东西，但你不固执而已，多一个参考而已。我们跟西方最大的不同在哪，西方人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而中国人讲 “一就是二，二就是一”，中国文化的特质就是同时讲两句话。这一点西方人不懂，西方的文化用一个图就可以画出，即二分法；而中国人的图是，中国人叫三分法。我们今天对中华文化有很深地误解，认为人就是要诚实。其实不要相信美国人那一套，你如果是业务部门的人，当你接到一个大订单时不应当太高兴或是太忧愁，你应是一则喜一则忧。二分法的特征体现了西方人是非不明，因为人类认知能力非常有限，你怎么知道是非，怎么能分清是非？就像现代人动不动就批评孔子，你有什么资格，你懂多少啊？我们最常讲的一句话“早知道”就是当时不知道，我们的判断能力很差，我们是不是是非不明呢？绝对不是，中国人最痛恨的就是是非不明。我们生出的第三个就是“是非难明”，我想我几十年来是被到处问问题的人，可是我都很轻松。因为我知道中国的事情只有一个答案，三个字讲完：“很难讲”。所以很多人问我，我就说很难讲。站的立场不一样，讲的话也就不一样。第三句话：“随便你讲”。怎么讲怎么对，怎么讲怎么错。因为它已变成我们文化的基因。

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定要慎断是非。“慎断是非”就是是非分明跟是非不明的结合所生出来的“三”。西方人知道宗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们就从神与人的关系中找出人与人的关系，神与人用戒律。在我们中华文化中没有戒律，中国人最讨厌的就是教条主义，因此人与人就用法律，所以会实施法制。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一句话：中国只要把法律完善化，只要彻底地去执行我们就会更好。这是外行人讲的话。法治不了中国人。第一，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只要由中国制定的法都有三个特性：第一个是永远缺少你要找的那一条，法律多如牛毛，各个方面都有，就是找不到你要的那一条。不要唱高调，我们的法永远少一条的原因是：中国人守法，从来没有违法，我们专做法律没有规定的事情就已经忙得不得了，没有时间去违法。一个外国人被抓到违规就会承认违规了，一个中国人被抓到违规就立刻认为是倒霉了。没有人认为他是违规，中国人不是糊涂，是清楚地倒霉。我们经常要做事情是依法无据，可是外国人看着很好笑，我就是看法律中没有这条我才会放心大胆地去做，政府也确实让你做，做完之后立个法去抓你。你就会很气愤地说为什么抓我？政府说你不做我怎么知道怎么抓你，你做了我才知道原来这样可以抓的。第二，只要是用中国字定的法律，你平常不用的时候会认为定得很好，但当你要用的时候就很糟糕，因为你看不懂，请教别人但每个人的解释都不一样。同样一个罪行法官判出来的结果不一样，而每个法官都是依法办理，因为中国文字弹性太大，中国人、中国话、中国字用英文一个词讲：Fashionable，无法解释。第三，常常是前面的法和后面的法是抵触、矛盾的。现在银行界都知道，政府一方面告诉你要维持资金的信用，不可以乱贷款；另一方面说要维持宽松度，让大家可以借到钱。这样就会很矛盾，借不对，不借也不对。近期修改过法律规定：近亲作证不算数。有些人很奇怪，总喜欢自护其短，总喜欢在报纸上发表说我们的法律亲人作证不算，那不是跟大义灭亲相抵触吗!孔子讲：“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件事情全世界都在热烈讨论，美国很多学校都在编成教材讨论。近百年来都是在用西方的观点来批判中国的文化。在开国际会议的时候，我们总是顺着外国人来批评中国人，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不了解几乎都是中国人造成的。比如开会的时候说：你们中国人总是乱坐座位，看我们规规矩矩地对号入座。中国人就说：是呀，我们这个习惯还没有养成，我们要改正。我就不一样，我说：你错了，全天底下的人都在对号入座，没有人乱坐。他说你乱讲，那根本就是乱坐。我说：我告诉你，你们西方人脑筋比较简单只会对票上的号，我们中国人脑筋比较灵光，我们对自己喜欢坐的号。中国人去坐别人的位置时，他的出发点都是善良的，这么好的位置没有人坐多可惜，我先坐下来，别人来了我会让位。可是当人家赶你的时候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你会翻脸不认人。你去赶一个外国人容易，拿出票说这个是我的位置，人家会绅士地给你让座。但是赶中国人，他会跟你狡辩再狡辩，就是不想让。外国人办事是讲证据，拿出证据他会主动给你让座。而中国人只能是你让他，而不是你赶他。你让他他会走，你赶他不会走。今天我们的管理最糟糕的就是像西方一样发号施令。西方有一本书说中国人很被动，缺乏主动精神，全错。中国人最喜欢制动，最讨厌被动。我当领导很久，我绝不采取西方的那种管理方法。我们学校有十二个系，只有会计系没有博士，我把人事部经理找过来问我们学校有几个系，他说十二个；我说所有系都有博士吗？他说只有会计系没有。我说为什么没有，他说不好找。我说那要不要找。他说要找。我说多长时间。他说三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后他找到了一个。我说肯定不是好的。他说为什么。我说好的不来我们这个学校。过了一周他来了说校长你太厉害了，他确实有毛病，不要他了。我说还找吗？他说找。这就是老子所讲的无为，无为就是无不为，无为一定要无不为，不能无为就不能叫无为，我的方法就是要让他制动，不能让他被动，只要我发号施令他就是被动，我从不发号施令，所以他就制动。

西方人就是A和B的问题，当他的法律A大于B的时候，B就不见了，就依A而行。当B大于A的时候，A就不见了，就依B而行，就是这么简单。美国的法律是两个学校的法律毕业生造成的，一个是斯坦福大学，一个是哈佛大学。他们只有一条法律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中国人是最不相信少数服从多数，因为我们都知道少数人是聪明的，多数人都是糊里糊涂的，叫多数糊里糊涂的人来影响控制少数聪明的人，难道社会越来越退化了？《易经》告诉我们：一两个圣贤比一大堆人要好，所以天下大事是一二人在决定而已，不是多数人在决定。比尔·盖茨前不久在北京大学讲了一番话，他不了解中国，他不懂得什么叫做中国文化。他说：“现在中国的年轻人的价值观会在中国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不可能，那是美国，因为中国人再怎么年轻也是老人政治，领导要选人一定选跟我年龄相同的人，我不会选跟我作对的人，谁也不会受你的价值观影响。西方人最大的问题就在二选一。比如你是总经理，开会时有甲、乙两个方案，两个不同的方案你敢不敢裁决，你说当然敢，你就裁决，因为这是你的职责。你说甲方案好就按甲方案去执行，谁倒霉，你倒霉，因为他不敢违背你，他在权力下配合你，但权力使你行不通。在中国如果领导奖励某个人，所有人都会公开反对这个人，这是跟西方完全不一样的。按照西方人的激励就完蛋了。我当领导的，我赞同他但是我不会马上表现出来，我会说不急，我们大家再研究研究，现在散会。散会之后我会大声叫住他说我们聊一下，用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我是支持他的，我没有明确讲出来是在给各位面子，这叫中国式管理。我第一句问他：你的问题跟大家的有什么不同？如果他说有很大不同，那就糟糕了，你有这样的心态那我不会支持你，因为支持你没用，你根本行不通。如果他说其实大多数的都相同，只有少数的不一样，我说这个可以，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你去跟他沟通。中国人会前很好沟通、会后很好沟通、开会时最难沟通。中国人绝对不欺骗，但常常不讲实在话，他讲第三句话：儒家告诉我们一生一世只讲一种话，就叫妥当话。什么叫“言不及义”，就是说话不妥当，说话不妥当跟欺骗不欺骗完全没有关系，那是我们后人误解。中国人把这个叫二合一。我们的文化为什么同化力很强？因为我们总是讲二合一。西方文化把对跟错分开来看，中国人把对与错合在一起来看，对中有错，错中有对，对与错没有一个是绝对的。我有两个儿子，他们小时候一吵架，我不管是谁错谁对一起罚站。西方人非常反对不分是非，对错一起站。其实西方人看不到，两个人站了一会儿，我把弟弟叫过来问：“爸爸不糊涂，爸爸知道你没有错，罚你站你有没有不舒服？”他说：“爸爸我知道，我没有不舒服。”我说：“怎么可能，你没有错我却让你罚站你却没有不舒服你这话是真的吗？”他说：“爸爸你不知道，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你只罚哥哥没有罚我，后来我被哥哥打得好惨。”西方人没有这种脑筋。我问小儿子：“那你叫我怎么办？”他说：“这样就好，我没有错，站站我心里也不会闷，还不会挨打，比什么都安全。”我说：“不行，以后哥打你你还要告我。”他说：“不行，不告还好，一告打得更惨。”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西方人很难了解。我又把哥哥叫来，我说：“今天是谁的错。”他说：“弟弟没有错，完全是我的错。”我说：“你知道就好，那为什么弟弟没有错我还要罚他？”他说：“那是你给我面子。”我说：“我为什么给你面子？”他说：“你叫我以后要更加照顾弟弟。”我说：“你知道就好。”这就叫做中国式的思维，层次很高，看得很远，算得很准，而且很顺利，这种智慧是《易经》给我们的。“不知易不足以为将相”，  这个图告诉我们所有的智慧都在这条线上，这是西方人很难理会的，不是由上而下。现在很多人都说这是S形，其实不对，它是倒S形，因为道是反的，一定要反着走。中国人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下而上不是由上而下。作为一个领导要做什么决定，要先问下面的人。他们充分支持你，你最好先不要宣布，最好找一个人替自己宣布，如果实在找不到才自己宣布。如果你自己决定自己宣布那么你就会被吊在半空中。

我来举一个实例：甲是领导、乙是干部、丙是员工。丙对乙反映说加班费太低，如果不调整我们有一天会拒绝加班。如果你是干部乙你会怎么办？学西方那一套去和上边报告就完了，因为下面的人会想我跟你讲是信任你，你却把我出卖了，而上面的人又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他只告诉你知道了。甲会去问丙：“听说你们下面反应很激烈，如果不调整你们就会拒绝加班？”丙就会说：“不是呀，没有这回事，只是说多少能不能加一点。”这样乙就会被吊在半空中，甲会怀疑乙假借丙来威胁他。所以不能走直线，两点之间直线最短，那是西方文化；两点之间弧线最短，才是中国文化。欲速则不达，事缓则圆。中国人讲话经常迂回，很少直来直往，缓一下减少了很多困扰。丙对乙反映了，不调整就罢工，我要是乙就会很为难，怎么办？我会跑到老板办公室门前看看没有人我就进去，站在桌子前面一句话也不说，老板肯定会问：“什么事？”我说：“没事。”中国人的没事就是很难办的事情。老板说：“什么叫做没事？你有事就说嘛，你这个人总是这样吞吞吐吐的，有事你就说，不说还怎么办事。”我说：“我说了你会生气。”他说：“没事我不会生气，我不会上当的。”（他说不会生气，但是当我讲出的时候他肯定会生气，但我不直接说）我说：依我看，我们公司的加班费已经很好，但是为什么偏偏就是有人不满意。他马上问我：“谁说的？”（我要是说了谁说的我就完蛋了，我说张三说的，他肯定会马上找张三来跟我对质，那我们变仇人了）我说：“我被他们气得根本就忘记是谁说的了。”（你不能告诉他就是不能告诉他，要明哲保身。）他说：“既然这样，你去周边调查一下，如果人家真的比我高我们要合理调整。”如果你说哪一家好，他就会说：“你发现哪一家比我们好，那你就留在哪一家。”我继续说：“我不比，我有信心，我们不会比别人低。”他说：“你这样不行，去调查。”我说：“好！”（我就可以真的去了，因为他考验我的动机，是真的为他好，不是在耍他）。这就叫中华文化。你到别人家里，人家正在吃晚饭。西方人如果招呼你一起吃，你要大大方方地去吃，没有吃的了你可以责备他。换作中国人招呼你，你去吃了看到什么都没有，责备人家，人家会说：“老兄，我让你过来是给你面子，没想到你真的过来了。”所以说，中国人招呼你，即使你饿得要死，也要说：“不了，不了，我刚刚吃过，刚刚吃饱。”他说：“没关系，饭还很多。”这样子你跑过去再吃三碗也没有人会笑你。

我其实很感慨，中华文化都是被读书人破坏掉的，真正在维持中华文化的都是老百姓，所以叫“百姓自用而不知”。我50岁之前真的读不懂孔子，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不是告诉你四十岁就可以不疑惑，不可能，没有这种人，四十岁还早着呢，怎么可能不惑。其实我们解释错了，他是讲“三十而立”，立下来的原则，经过我十年的实践，我对这些立下来的原则不惑，其他还是惑，这才是对的，其他惑的地方太多了。老实讲你做的是什么行业，但当你退出后到其他行业时你就什么都不懂，因为十年里你只对这个行业不惑了，但是其他的还是惑。

“子入太庙，每事问”，孔子是“理”的专家，进入太庙做什么？他生怕已经变掉了他不知道，他要改善。《易经》六十四卦里面，只有一个卦是从头到尾都是好的，就是谦卦。做人一定要谦虚，不谦虚任何事情最后都是空。可是西方人完全没有，西方文化发展到现在只是两个字而已：show &tell。我们现在就是有什么都要表现出来，这样就完了。中国人会，要先装不会。

举例，甲说：“老王被抓了你知道吗？”乙：“知道。”（这就完了，什么信息也得不到了）甲说：“老王被抓了你知道吗？”乙：“不知道啊。”（他也不会告诉你，因为他告诉你人家都说是他说的，那他就完蛋了）甲说：“老王被抓了你知道吗？”乙说：“没听说。”甲：“没听说？我告诉你，三个疑犯……”（讲完了之后）乙说：“不是这样的，你想骗我，我比你清楚。”甲说：“我问你你说不知道你才说的。”乙说：“对呀，我说知道你会说吗？你不说我怎么知道是你知道还是我知道，你讲完我才知道原来我比你更知道。”《易经》告诉我们，做人只有一样东西，叫做责任，不是钱和利益。

举例，一个人出差，玩得很高兴回来。别人问：出差怎么样啊？没有人敢说真话。肯定都是：工作做不完、会开不完、睡觉睡不好、吃饭吃不好、领的钱又不够用……他说那这样下次就不要去好了，你说：“那怎么可以，这是责任，我不去谁去呢？”你不敢说真话，可是我们满口都在说我们讲真话。“勿自欺”孔子为什么告诉我们不要骗自己，因为我们差不多都在骗自己。西方人很单纯，会“秀”出来而且到处去告诉人家我会些什么。现在很多海归回来鼓励年轻人：要问、勇敢地举手。孔子的学生颜回上课提问，因为颜回和他父亲同时是孔子的学生，他心想父亲总是说老师是厉害的人，我才不相信呢。所以他上课就问，一开始孔子很忍耐，后来破口大骂：“你就这样随便问啊？我教学有进度的，你总是这样随便打断我没法教了，你还浪费别人的时间，这个问题大家都懂为什么只有你不懂？你可以问别人，回家问你父亲。”颜回回去整整七天不敢出门，人瘦了一圈。后来孔子上课他再没有提问，孔子说他都懂了，因为他会举一反三。中国人问都是问别的人，不会直接问某个人。中国人不讲实在话的动机都是为大家好，很少存心骗人。但是都被这些人认为你不讲真话，就是敌视honest。我们从小就是这样被训练：李叔叔来找爸爸，爸爸跟儿子说：“快去告诉他，说我今天不在家。”儿子很诚实，出去之后说：“李叔叔，爸爸在里面让我告诉你他今天不在家。”中国的小孩聪明得不得了，出去说：“李叔叔，爸爸今天不在家，你有什么事情交代给我。”讲得好像真的一样，但是这样的爸爸是会害小孩的，因为他不懂得教育。我第一次教我的小孩告诉“李叔叔”我不在家，“李叔叔”走了以后我就把儿子叫进来，我说：“我明明在家为什么告诉李叔叔我不在？”他说：你骗人。我说：“我怎么可以骗人？我总教育你不可以骗人，我怎么能骗人呢？”儿子讲了一句非常可笑的话，他说：“小孩不可以，大人可以。”多少人活到七老八十还是这个错误的观念，我说：“小孩不可以撒谎，大人更不可以撒谎！”我就逼他问我为什么这样说。我说：“每次李叔叔来找我，我都高高兴兴和他见面，但是这次我掐指一算，他不是要打我就是要骂我。我是呆呆地出去被他打好还是躲起来好？”儿子说当然是躲起来好。我说：“那我躲起来能不能出去告诉他，我不想见你我要躲起来？”儿子说那就躲不起来了。我问那怎么办？儿子说：“那只有我出去告诉他说你不在家。”我问这样算不算骗人？他说不算。我说：“胡说！这就是骗人。”儿子讲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爸爸，这个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李叔叔做人太差，做到人家在家都不愿意跟你见面就该检讨了。”

西方人宗教不够用就出现了法律，就是宗教和政治结合，叫做政教合一。后来全力发展科学，宗教、科学、法律，这三个是西方文化的特点。最可笑的是，大部分西方的科学家最后都信宗教了。中国人始终是道德挂帅，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做得很艺术，这是中国文化。我们知道宗教就是指向道德的，道德是最高的信仰。道德是老天用来保护你的，你对你的老板忠诚让他相信你，这样你会获得很多。你乱讲话他也会原谅你，你做错事他也认为没有关系下次就好了，这就是因为他信任你。那么他为什么信任你？中国人不是相信你的话，而是相信自己的感觉，这点和西方是相反的。宗教是人类唯一可以保存的东西，钱会贬值，黄金会被偷掉，股票最终会贴在墙壁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可靠的。《大学》告诉你：“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做人就是把自己的道德修好。我们的法律一定要用道德，有一次我旁边坐了一个人，他说他什么都有。他问我觉得他怎么样，我说他心不安。他说：“怎么会呢？我赚都是合法的钱。”我说：“合法是合法，但是很多是不合理的呀。”他一句话都没有说。法的层次是很低的，如果说只要合法的事情就可以做，那这个人是没有良心的。法律永远是不足的，道德是用来弥补法律的不足的。道德是来成全宗教的，信任何宗教但是没有道德，这还算什么宗教？我讲两个小和尚的故事与大家分享：两个小和尚出去，那天天刚下过雨，地上泥泞不堪。门前有一个姑娘长得很漂亮，衣着华贵，生怕沾到脏东西，不知如何是好。师兄二话不说跑过去，把她抱起来放到了干的地方。师弟半天没有说话，最后跟师兄说：“师兄，我忍得不能再忍了，你这样是违反清规的，回去我要不要跟师父讲呢？”师兄说：“我把她抱过去后我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你是因为没有抱到所以还在想这个事情。那你算什么修行呢？”我在台湾看到很多这样的事，因为山上有很多人清修，地擦得很光亮，旁边有拖鞋。有一次我穿皮鞋走进去了，里面的人很紧张地让我换拖鞋。我说：“你错了，你应该感谢我才对。我穿皮鞋把地板踩脏了你才有机会再修啊，如果一直保持干净那就没有修的机会了。”顺便告诉大家，佛教是无神论，是没有神的，觉悟的人就叫佛，觉悟是心的觉悟。觉悟什么？凡是看得到摸得到的都是假的，可是你会很执著于这些。老天用钱来考验大家，大部分人一辈子都过不了第一关，第一关就叫钱关。一个人觉悟到“无”才是真的，凡是“有”都是变化中的现象，都是不长久的。而所谓的“空”就是里面有“无”也有“有”，“空”不等于“无”。每个人要对自己负起责任，我们只能依赖自己。中国人都是自生自灭，就这样把我们锻炼出来了。我家里有五个兄弟姐妹，我爸爸赚的钱半个月就花光了，我从小替我爸爸抄文章来赚钱。我爸爸的字很草，开始抄起来比较吃力，慢慢的我就懂了。抄到考大学，考进去之后我的文字是不必修的，成绩又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没有吃苦是不会有那么丰厚的经验的，这些经验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生问：我觉得现在国学大师很多都是年龄比较大的，而指导我们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学生，有的时候我们不太理解长辈说的这些道理。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更好地协调这个问题？

曾仕强老师答：这个问题是必然的，这当中有一个断层的问题。我们中国的工艺很快就要失传了，因为它商业化了，量化以后就显不出谁的工艺好，就靠机器靠仪表就好了。只要我们中华饮食按照量化去走，就跟吃西餐一样。你要是希望这辈子把国学搞通其实是非常吃力的，第一如果文言文看不懂的话就会很麻烦。这是我跟大家讲心里话，你要在“用”的方面多下功夫。而下一代你要开始让他们背《三字经》《千字文》，甚至《周易》都可以让他背。现在你要在“用”的方面下功夫，至于“背”的部分要找下一代的人。

生问：刚才您讲的“道可道非，常道”。我以前读的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请您解释一下好吗？

曾仕强老师答：古文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这就留下很大的弹性，下面我来讲一下。第一种就说我们有两个宇宙，其实现在科学已经证明了，有物质就有反物质，有宇宙就有反宇宙。绝对宇宙告诉我们，如果你要享受绝对的自由、享受绝对的平等，那么到了死的时候才有。因此我可以认为是“道可道非，常道”。不要执著于一种。

生问：曾教授，前一段时间有两个新闻，我想听听您的见解。一则是在伦敦的骚乱中，有一位伦敦奥运会的志愿者带头骚乱，被他的母亲引到警方自首了。母亲说：“我一定要告诉孩子怎样做正确的事情。”第二个是中国刚刚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弟弟为了帮助贫困的哥哥上大学，偷了室友的4万块钱。后来在警方的动员下哥哥配合警方把弟弟骗了出来，把弟弟抓到了。现在在网上，哥哥正在遭受社会的谴责。我想请问，第一您是怎样从这件事看待中西方的差异；另一点，这样的差异会不会造成中国成为后现代社会的一个障碍？

曾仕强老师答：你这些话我听说过无数遍，就是海归回来提出的主张。它不适合中国文化。我刚才也讲了，孔子写得很清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而且我们这次修改法律也明令规定，亲人作证是不予受理的。但是如果你认为那样好，我不反对。因为孔子讲过它是无可无不可。人生只有一个规律，没有第二条——自作自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照孔子的话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因为这个跟司法一点关系都没有。“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绝对不能解释成“天下的父母都是对的”，那是天大的错误。而应该这样解释：天下的父母基本上都是人，只要是人就一定会犯错，所以天下的父母都会犯错。但是你是他的子女，用不着你说，别人自会说。我再举个例子，现在都在反腐败。但是你的妈妈不太了解，所以假如你的妈妈告诉你好久都没有升官了，是因为你没有送礼。现在中秋节快到了，妈妈让你赶快去送礼。你会怎么办？现在的人都会说，现在时代不同了，都在反腐败，不能去送礼。但是，做子女的是父母拉扯长大的。长到一个年龄就开始要教训父母了，那谁愿意做父母呢？如果是我，我一定会说“好”，因为妈妈的话都是对的。可是我不会去做，以后我也会告诉妈妈，送礼的人都被降级了。这时候妈妈知道送礼是不对的，而且我没有去送礼，妈妈会很高兴。这才是中国文化。

生问：看过很多您的课程，始终有一个疑惑。我们MBA的课程基本上都是从西方舶来的，这里有的老师就给我们讲过，说西方的一些管理学的东西基本上在中国行不通，甚至完全倒行逆施反而行得通。可是毕竟现在很多企业的一些管理根深蒂固的东西都是西方管理学家一步一步奠定的。既然曾老师也说了无可无不可，那就意味着可以学也可以不学。如果是这样，那里面应该是有一个孰轻孰重的问题，或是孰先孰后的问题。在中西管理的理念当中怎样去做一个选择？

曾仕强老师答：非常好的问题。19世纪不照英国那一套就会吃亏，20世纪不照着美国那一套就是落伍。可是21世界是欧美快速往下走、中国快速往上走的一个形势。我是公开反对两岸大家学英语的人，因为时不对。现在全世界到中国来学中文，在美国有一个学校，收的全是外国人，但是一律讲中文，不可以讲英语。现在学英文，将来用处大不大？你要了解风水轮流转的这个形势的变动。我们经过金融海啸、日本的核爆炸，你还会相信欧美那一套吗？日本的核电厂告诉我们什么是科学家，就是事先一百个保证没问题，事后两手一摊没有办法。科学很难解决问题，而且很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把科学看成了宗教。

生问：现在中国人物质财富都极大丰富，但是我们面临着一个复杂的时代，有心灵的冲击、纠结。我们在追求钱、追求地位、追求心灵的安稳、追求身体健康，我们每天面临这些纠结的问题，我们怎么样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够在这个纠结的时代活得像您这么好，讲课总是这么开心？

曾仕强老师答：我在39岁那年几乎是没命的，我的办公厅在二楼，我几乎爬不上去。我也是从那年才开始读《易经》的，读《易经》给我人生最大的转折。我发现智慧都在我们这里，我是受的西方的教育，我感觉学那些东西是在害自己。所以从那个时候，我的很多病都好了。各位只要记住禅宗的一句话就整个改变了，你能做到“逢苦不忧”就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了。现在人是逢苦必忧，或者是不苦也忧。记住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西方的学问最大的错误就是总是定义。这是错误的，没有人有权力下定义。定义是我们自己读完了，自己领悟、体验，然后产生一种定义。这才是真的，你不能接受任何人的定义。这是第一点，要使自己自由。第二点，知识绝对不是权力；第三点，叫做随时。《易经》经常讲随时，就是你的心态要随时空做合适的调整，不能是单一的。

——根据曾仕强教授在第四届三智论坛讲课录音整理。

大师简介：

曾仕强教授生于福建，长于台湾，国学功底深厚，后又游学欧美等国。他在长期研究中西管理思想的过程中，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于三十年前首度提出“中国式管理”思想。

   他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辽宁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高等学府，为在校学生进行演讲。2004年3月，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为司局级以上干部做了“中国式管理之六字真诀”的管理培训。2005年受聘为山西广播电视总台“创富山西、晋商复兴”共赢计划的名誉顾问。同时，曾仕强教授还接受邀请参加了浙江省政府组织的“胡雪岩商道”论坛和安徽省政府组织的徽商论坛，进行了大会演讲。被《浙江日报》评选为最受浙商欢迎的培训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