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 著名藏学家，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三智道商国学院导师

王尧教授从上世纪50年代就投身包括藏传佛教在内的藏学研究，如今，进入耄耋之年的他依然笔耕不辍，将自己毕生的研究贡献给中国藏学事业。早年间，他曾任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等学校的客座教授，推广藏学之余，还与国际同行一起潜心探寻汉藏文化的交流轨迹。王老先生曾婉言谢绝加拿大移民局送上的“枫叶卡”，他说：“我曾经与国家一同经历苦难，现在我要与民族共同见证昌盛。”在他看来，在创造了众多经济上的奇迹之后，中国需要以民族精神为动力，实现真正的复兴。而古老的“和”文化，恰好为中国崛起的道路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中国化的佛教文化

印度大乘佛教传到中国以后，不断地发展，与我们原有的儒家和道家思想撞击乃至冲突，最后又融合，形成了今天的格局。可以说，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接受了佛教。现在，佛教已经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释、道则成为中国三个主要的思想流派。

中国人的思想是兼容并蓄的，对佛教的接受和阐扬经过了长时间的磨合。佛教原本是印度释迦牟尼创立的，但是，在印度教兴起以后，佛教逐渐失去地位，加上伊斯兰教在印度的发展，印度佛教最终被外来势力消灭。不过，佛教传入中国后，却逐渐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传统文化之中，在中国土地上扎根、发展、壮大，中国佛教学者也创立了佛教宗派，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并传入周边国家和地区，如朝鲜、日本和越南。

除了内地佛教以外，中国还逐渐形成了藏传佛教。佛教的晚期，一批法师在印度遭受迫害，他们奉持佛经，逃亡到西藏，因此，晚期佛教的一些特点，在汉地佛教少有体现，而在藏传佛教里得到了发扬，这个时期的佛教逐渐向密教靠拢。这些原因，使得中国形成了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由印度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并且不断发展形成的佛教派系，目前在我国西双版纳地区比较盛行）、汉地佛教等流派，而藏文化也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和”是中国文化得以传承的根本

我在国外生活二十多年，先后在奥地利、美国、德国、加拿大讲学，其间也去过英国、法国收集资料，和学术界、佛教界交往，我也访问了印度、尼泊尔等国家，探访了佛教的发源地。这些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我们中国人接受的是佛教中“度世”的思想，实际上就是一种利他的精神。在我和国外学术界同行的交往过程中也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化传统五千年从未中断，而其他的一些世界古文化，比如巴比伦、埃及、印度文化都曾经中断或消亡，唯独中国文化传承了下来，这是为什么？这其中，必然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而这种精神正是利他的精神。与人为善，这是孔夫子所提倡的“仁”，而佛教中体现则是“慈悲”，这种精神是相通的。所以我很有信心，将来我们中国的文化，一定会继续发扬光大。现在全世界有一百多所孔子学院，正是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大力传播的体现。

今天，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扬眉吐气过，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得更好。而在这种利他文化的影响下，我们树立的形象应该是和平的，而不是咄咄逼人、强权的形象。费孝通先生曾讲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就是说，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所欣赏的东西，应该尊重它们，而不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现在世界上仍然战争不断，这就是一种强权的表现。我们不会因为经济发展，而瞧不起别的民族，甚至通过伤害别的民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有些国家所走的道路中国不能走。一个“和”字，就是我们选择的道路，中国要和平、和谐、和睦地前进，这与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尽管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受过很大的屈辱，也亲历过受日本侵略的苦难，但是我们不应该，也不能走军国主义、强权的道路。这就是我们“柔性”的文化，我们今天的发展是大家发奋图强的结果，是一百多年来人民前赴后继找寻到的道路。我们的藏族、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等，都应以全民族和谐的面目发展，这也是我们当前的任务。

以出世的心 做入世的事业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企业家出现一些苦恼，他们不知道在事业成功之后如何更好地走下去，如何使得生活更有品味，他们痛切地感受到自己传统文化的欠缺。而我们也因此有了一种历史使命感，希望帮助年轻人深刻地理解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文化。

中国佛教领导人赵朴初先生在佛教文化的发扬上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功绩，他用两句话为佛教的智慧做了很好的总结：以出世的精神，办入世的事业。出世的精神，就是淡忘个人的名利，而入世的事业，就是具体落实现在的社会建设。佛教讲慈悲为怀，度世为念，现在，我们的社会发展速度很快，人们的物质生活非常丰富，但是人们仍然能够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穷苦的地方，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每当有自然灾害、战争发生，人们就会感觉到自己很渺小，所以有些人会将目光投向宗教，通过宗教寻求答案。而同时，我们也要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一点一滴地进步。

藏传佛教是佛教的一支，和内地佛教在本质上没有差异，只是有些适应藏区社会的特点存在，它们都主张慈悲为怀。人生有很多烦恼，生老病死也无人能摆脱，部分人借助佛教，寻找一种应对生死的态度和勇气。中国的佛教提倡的是一种人间佛教，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了，生活美满了，这就是乐土，人们是在人间来寻找解决人类问题的智慧。所以，就像赵朴初先生讲的那样，以慈悲为怀，让救度成为一种信念，无论是藏传佛教也好，汉地佛教也好，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为建造一个“和谐”的国家出力。

不能忘记的藏学大师 于道泉

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我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啊，不为修来生，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那一瞬，飞升成仙，不为长生，是为佑你平安喜乐。

这首广为传颂的诗，据说出自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他原应是西藏至高无上的政教领袖，但天性却放浪不羁——他蔑视教规，脱下袈裟，走进人间，亲近女人和美酒，遍尝人间五味，尔后，把心里的事儿都唱出来。如今，人们在浅吟低唱他令人感动诗句的同时，也应该感谢一位学者——于道泉。他是第一位把才华横溢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歌译成中文和英文的人，正是这些诗句，让人们了解了一位叛逆活佛的内心，也激发了许多人对于西藏文化的兴趣。在接受采访时，王尧教授多次提及于道泉先生对于藏学的贡献，希望人们记住这位很少出头露面，却为藏学奉献一生的学者。

“在今天的北京地理上有一个现象，北京的西三环可以说是‘藏学研究线’——西三环北段一带，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都有藏学研究的机构和培养藏学人才的中心，他们都是沿着于道泉先生设计的道路慢慢建立起来的。”

长期以来，人们都把藏学研究看成是宗教研究的一个部分，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藏传佛教上，使得藏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把藏学恢复到其本来面目，于道泉先生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于道泉先生出生于 1901年，是山东临淄人。在齐鲁大学就学期间，他学习了世界语，并且精通英文。1924年，印度文学巨擘泰戈尔应著名学者梁启超的邀请来到中国访问。徐志摩等文学家举荐于道泉作为泰戈尔一行的翻译，于道泉欣然受命。泰戈尔一行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于道泉先生给他们当义务翻译，陪他们在北京游览、看戏，参加宴请活动，深得泰戈尔赏识。在和这几位印度教授交往的过程中，于道泉了解到，他们的主要兴趣是考察印度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宗教方面。而这一经历，也使得于道泉对印度文化产生了兴趣。

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之先生邀请俄国学者钢和泰在北京大学讲学。最近北大出版社出了一本书——王启龙教授的《钢和泰学术评传》，从中也可以了解到，这位旧俄的贵族，梵文、藏文、汉文都很下工夫，但主要做的是藏、梵佛经对照的研究。钢和泰在北京大学讲课用的是英语，学生听得有些困难，于是胡适之先生请于先生当堂翻译成汉语。钢和泰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梵文，于是在这里工作期间，于道泉先生开始系统地向他学习起梵文。这位俄国教授对于道泉说，你的梵文进步很快，但是学梵文前应该把藏文学好。

值得一提的是，也就在这一时期，于道泉接受了陈独秀、李大钊新思想的影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经过李大钊的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并积极地向弟妹们灌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鼓励他们走上革命道路。

之后，于道泉先生又住过北京城北的雍和宫，这里的喇嘛成了他的藏文老师。而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藏族文学明珠《仓央嘉措情歌》。这是六世达赖喇嘛的诗歌作品选集，在藏族群众中家喻户晓，许多藏族同胞都能信口诵读或演唱其中的若干章节。这本书成了于道泉在众多的藏文图书中最感兴趣的书籍之一。胡适之和许地山先生看到他翻译的白话文之后都非常欣赏，他们鼓励他说，翻译得非常好，不要翻译成文言，因为白话文和仓央嘉措的情歌一样，都能体现语言上那种清新和亮丽的感觉。1931年，于道泉先生将其全文翻译成现代汉语口语，出版了《第六代达赖喇嘛的情歌》。这本书也被翻译成英文，出版了单行本，同时加了很多注解。这个译文也使于道泉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把西藏这部文学名著介绍给国内外的人。

仓央嘉措的生平很值得同情，25岁，他就陷在政治漩涡里，告别了自己的一生。作为普通人，他也有爱情的追求，过不惯出家人禁欲的生活，将自己的思想感情流露了出来。在于先生翻译他的诗之前，除了西藏人以外，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诗和故事。

而这样的情歌，最好地反映了当时西藏人民的思想和面貌。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从那东方的山头上/升起皎洁月亮/我那情人的面容/时时浮现我心上。

另外一首歌也很简单，但是很美：天空飞过的白鹤/请你供给我你的翅膀/我不去远中/只去我的家乡。 这些诗里都表现了仓央嘉措丰富的感情，而西藏人民对于他的不幸遭遇也非常地同情。

后来，于道泉先生到欧洲、美国等地留学，前后16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于道泉先生都在国外，没办法回国。1949年，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于道泉先生便绕道香港、天津，最终辗转到了北平。这时，担任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的季羡林先生立即与于先生见面、磋商，确定在东方语文系开设藏语专业，并请于道泉先生担任组长和藏学教授。从此，藏学进入了高等学校的课堂。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北京谈判成功，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时，于道泉先生再次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贡献。在他的建议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立了藏语的广播，并保留至今。他还建议中央培养藏语人才，中央民族学院成立的第一个专业就是藏语专业，我便是那时从南京大学调来的。此后，我们国家培养了科技、语言、新闻工作等等方面的藏学人才，藏学研究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学术春天。这一切，都离不开于道泉先生的奉献。

于道泉先生1992年在北京去世，他平时不多说话，也很少出头露面，他的一生，都在为藏学事业默默地做着贡献。21世纪，藏学研究的热潮逐渐兴起，但是藏学的开辟工作，于道泉先生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摘自2010年2月8日《精品购物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