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欧阳先生的介绍。王守常先生，依空法师，各位学术的先敬，各位同道和朋友，我这次来是带着学习的心态，因为有星云大师能够从台湾亲临这样一个盛会，能够和他交流，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同时我也当然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我近年来思考的一个课题，这个思考也是在继续的发展中，所以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报告。这次论坛大的题目“人为邦本，道行天下”确实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的精神和气象。我要讨论的这个题目“从中国文化视角观看近百年全球价值体系的转变”，这个题目是非常大的，如果我自己选题是不敢选这么大的题目，但是这个题目是和王守常先生经过仔细思考后，我勉强接受，想办法来处理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

在世界上有好几个有古无今的伟大的文明，比如说埃及、巴比伦或者古希腊，这些文明有古无今，也就是说在公元前三千年到四千年已经开始没落了，今天我们要了解巴比伦的文化可能就要到世界上伟大的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来看它的文物，它不是一个活的文化，已经被博物馆化了。世界上也有无古有今的文明，就是现代的几百年发展波澜壮阔，但是历史的根源可以说比较短，最主要的两大文明就是俄罗斯的文明和美国的文明。当然美国的文明可以继承欧洲、继承希腊，但主要的也是只有三五百年的文明，俄罗斯的文明也是如此。有古有今而且源远流长好几千年，世界上大概只有两大文明，一个是印度文明，一个是中国文明。当然我们如果把希腊文明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一直发展到现在也当做一个有古有今的文明也是可以说的，但中间断裂的情况是比较明显的。印度文明在很多地方比中国文明的历史可能更源远，可是印度文明是一种向往超越，一种舍离的文明，因此他没有很强烈的历史意识。有强烈的历史意识而且三千、五千年来继续不断的文明，中华民族伟大的文明可以算是有特色的。这个特别的理由是什么？很难马上做定义性的了解，但是我们的文明就是很早，而且对历史的记忆非常地关切。比如今天的学术界，最近所谓关于三代功臣的讨论，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学者教授作了长期的考虑后判定，武王伐纣应该是公元前1045年，按照李学勤他们的考虑，大概应该是公元前1050年左右，而这位教授的大弟子最近对他老师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应该是公元前1046年。不管怎么样，武王伐纣应该是周代的建立，在公元前1045、46年左右。那么最近考古学能够基本判断夏代的宫城大概是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说从新石器时代就是从仰韶的文明开始，已经是有脉络可循了，我们从甲骨文、从金文都有迹可循，这个都有实物的。所以我们说孔子是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出生，这是历史的事实，至少在学术界的争议很少。所以这个历史的记忆再加上我们的断代史，从秦汉以来到魏晋南北朝、唐代、宋代、金代、辽代、西夏、元、明、清，脉络非常清楚。不能说耳熟能详吧，但是基本上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大的发展。

在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发展，它的第一期大概就是先秦。在这个时候因为是百家争鸣，儒家的传统和道家、和杨朱，我们现在对杨朱的思想理解不是很够了，就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还有墨子所代表的的集体主义的思想，当然还有阴阳的传统，五行的传统，法家的传统，所以儒家在第一期的发展就波澜壮阔，在中华大地经过了各种碰撞，逐渐发展得具有特色，形成了一种传统中国文化的思想，这中间已经包容了法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阴阳五行的思想，这是儒学发展的第一期。

佛教传入中国，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最值得大家尊重，值得大家宣扬的。伟大的文明常常发生冲突矛盾，但两个伟大文明融合不间，印度的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不是通过军事、经济，任何外在。这些大师大德到了中国有了那么大的影响，是中国人有强烈的意愿要学习，等于把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做了一个批量的扩大。早期大家知道要中国人了解佛教的“空”很难，用当时的话，用道家的“无”来了解佛家的“空”，关于涅槃和各方面观念，非常难了解。但是当时的大师大德，也就是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批思想家，对这个传统非常尊重，因此才出现了后来佛教在中国的大盛。如果我们回顾中国的历史几千年，人民大学的石俊教授有一次考我，他说：你认为在传统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是谁，就是在他生前大家就对他极为尊重、影响最大，你想应该是谁。我想是不是董仲舒？很难说。孔子当然在他生前受到了很多干扰， 孟子也很难说，我说可能那就是朱熹吧。他说：你看你就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你的观念太狭隘了。毫无疑问，最有影响力的就是玄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能够从印度回来以后唐代全国放假庆祝，皇帝亲自出巡，建造庙宇，组织了三千多弟子来翻译佛经，这个盛况在中国文化里算是特例。所以中华民族的文化因为佛教的输入，使得中华文化有一个非常深远的发展，这不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而且从今天来看，是值得我们尊重发扬的一个非常难得的历史记忆。这在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中，事实上中华民族是印度文化的受惠者，我们对印度文明的贡献基本上不多。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先生专门研究中印的交流，我们最了不起把一些东西送到印度。这个传统在中国的发展，先从汉代引进，然后独立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那么它在传统佛教里发展出来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华严、天台、禅宗还有净土，所以佛教在中国发展好几百年中，从汉代开始一直到唐末，这是中华民族思想进步发展的最重要阶段。

到了唐末，儒学的复兴。如果说儒学复兴从思想上讲就是对佛教所提出的很多重大的问题做出的很有创建性的回应，在当时的周敦颐、程颐、程颢回归到传统的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心学，像孔孟的心学，来重新了解中国的文化，面对印度文化所提出精神世界的问题来做出回应，发展出了儒学的另外一次波澜壮阔的时代，那就是第二期的儒学的发展。如果没有佛家，不可能有宋明儒学，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儒学和佛教就像是在先秦的儒学和道家、法家，他们之间有抗衡，同时又相互学习相互参照。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有一个波澜壮阔的基调，是因为有第二期的发展，所以儒家的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而且就在这个时候传播到了越南和日本。在这之前，汉代的时候，越南已经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已经发展了具有越南特色的儒家传统。发展到了韩国、朝鲜和日本，所以到了第二期。日本的岛田谦次说：“不要忘了，儒家传统是东亚传统的体现。”他说道儒家文化不仅仅属于中国文化，讲起来很痛心。在1972年，岛田谦次到北京大学做学术报告，当时正是文革时代，对儒家的批评是不遗余力，他讲了这句话，他说：“假如贵国的知识分子要对儒家的传统进行严厉的批评，我们京都的学者要加倍努力，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传统。”所以到今天我们看出来，儒家的传统也许在韩国、日本、越南的发展比在中国的发展更全面、更健康，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是第二期的发展。

可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近百年来，就是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这个发展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中国刚刚开始走出这个低谷，也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体系受到三千年来未有的大变。这个历史大家都熟悉，我不要再重复了。但是可以做一个简短的回顾：从1839年鸦片战争到1919五四运动，这80年，每10年就有很大的变化。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大概有两千万人流离失所，维持了十几年，也就是受到基督教影响的洪秀全，想要彻底改变中国传统文化所有的价值，所有的制度都彻底改变。当时的中国因为受到西方的冲击，社会已经不能维持原来的秩序了，摧枯拉朽，影响很大。假如不是曾国藩在湖南组织湘军，为了保国保教，为了维持文化传统，对太平天国做了很激烈的反应，那么中华民族就完全走到了另外不同的世界。但是毫无疑问，在鸦片战争之后，每十年有很大的变化。接着因为不平等条约，日本的侵略，满洲的覆亡，下面大家熟悉的军阀的割据，国共的抗争。所以到了1919年就是五四运动的时候，中华大地就已经非常残破了，不仅是政治经济都已经崩溃了，包括文化认同，就是我们的自信心，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那些核心文化的自信基本上全部丧失。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思潮出现了。这个思潮就是强烈的批判传统，反传统的思想。而且强烈的认同西方的价值。一般的从事儒学研究，特别是我的同事们，对于这个五四激烈的反传统深恶痛绝。所以多半，我们现在做的工作要坚决的和五四划清界限。可是我一直强调的观念是必须继承五四，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这批人物是对儒学进行最严厉批判的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我们可以从他们那边学到很多东西，而且我们要继续他们的批判精神，这是我的基本看法。有一点表面上看起来是很难理解的，当时这个知识分子采取的策略就是以中国文化的糟粕的糟粕，就是完全用糟粕的方式来摧残儒家的文化，把西方的精华的精华和儒家的糟粕的糟粕进行比较。西方代表什么呢？代表自由、民主、科学、人权和个人尊严；中国代表什么呢？代表小农经济、封建的人际关系、权威的政治，所以鲁迅笔下的国民性是一无是处的。我们在小学中学都比较熟悉，中国人就是阿Q做代表，中国的妇女就是祥林嫂做代表。我们所要了解的儒家就是来自《儒林外史》，我们所了解的儒家的传统到今天为止还是有很多人理解为小农经济，所以是两座要打倒的大山，一座就是帝国主义，一座就是封建遗毒，而封建遗毒在今天泛滥成灾，很多坏的事情，走后门啊、裙带关系啊，不能够走向法治、民主，这些都是儒家的罪过。

这些判断在我看来是有一定的价值，要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一批人，包括鲁迅、胡适、陈独秀都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是恨铁不成钢，他们是想要用最残忍、最狠毒的方式去刺激中国人。我们的国家不行了，我们要向别人学习。如果我们还自大，还想在中国破碎的传统文化中找的一个新的精神，这不可能。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做法是相当极端的，所攻击的对象不仅是儒家，所有的中国文化，像佛教受到的攻击更加厉害。像胡适之前说的“我们中国人倒霉就是受到了印度佛教的影响，假如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我们的汉唐盛世军事的力量很大，我们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这是一种悲愤的说法，不能责怪他。虽然这种悲愤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和历史事实是不相符的。如果佛教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那么中国文化是一种怎么样的文化？不管怎么样我们要了解那时候的情绪，还不要忘记那时候那么有影响力的一些人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当时那个强烈的意愿就是一定要彻底的摧毁封建的遗毒，彻底向西方学习，所以当时的心态是非常扭曲的，认为我们的传统一无是处，可是我们一定能站起来，我们一定能打倒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能够打倒列强，我们一定能站起来，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这个心态不仅是在五四，一直到建国以来到今天，这个心态还有一定的说服力。

大家注意理解，从1949年建国以后到1979年这30年里，我们的思想世界，每5年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多半是外来的压力，也有内部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从朝鲜战争到大跃进到三年困难期，三年困难期大家知道有三千万人是因为政策错误而饿死的，不是因为粮食不够，再加上文革的前期后期。到了1979改革开放，我们总是把改革开放到现在这段时间认为是基本平稳的，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就非常好。从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中国开放了，我是有幸从小学五年级到大学毕业在台湾，六十年代到美国留学，78年我第一次回国，到80年我有一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我可以看到在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悲愤的传统体现在很多地方，各种西方的价值、西方的精神、西方的传统大家都要学习，强烈的要向西方学习，而且有一种强烈的意愿要打倒两座大山，一座就是现代不民主的权威政治的控制，一座就是封建遗毒，也就是儒家的封建遗毒。要靠什么呢？要靠西方的自由，西方的民主，西方的价值来冲垮这些在中国起了非常大负面作用的力量。如果大家熟悉，那个时候有一个电视剧叫《河殇》，主基调就是要从黄色的土地走向蓝色的大海，要走出中国文化污污糟糟的情况。甚至当时有人忧虑如果我们不走出去，我们的经济发展就完全是东非那样的地位，所以忧愤和悲情是很强的。大家都知道1989年的大悲剧，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一个大动乱。这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阶段。所以真正的中国经济腾飞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特别1994年上海开始改革。1994年到今天这30年正因为我们能用市场经济的方式，中国人的勤奋和智慧成为一种集体的动力，能够使中国从一个一切残破的世界逐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在10年中间使7亿人脱贫，在这段时间里使我们以前所受到的各种屈辱都得到了释放。因此中国现在有一种强势的民族主义的情绪，我们了解的现在的中国，不能照顾到心灵的世界。

从儒学的发展来看，第一期如果从孔孟时代一直到汉代好百几年的历史，第二期从十一世纪到十九世纪，也有七八百年的发展。而最近这段时间非常短暂。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儒学有没有第三期发展的可能？它如果有发展的可能，它应该怎么发展？有这样一个严肃的课题。我80年代大部分在新加坡从事学术研究，王守常先生也参加了。在1987年曾经举行了一个会议就是关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大陆的一批杰出学者还有台湾北美和东南亚的学者都参加了，讨论一个大课题到底儒学能不能有第三期的发展，另外一个五千年历史没有断的伟大民族，而现代的记忆是从鸦片战争之后这150多年的记忆是非常短暂，我们患了严重的遗忘症，我们不去主动回忆，过去不堪回首，前景可能一片大好。在这样的心态下面，我们这个民族如果在现代来看，记忆是非常短暂的。由一个有古有今、源远流长的民族，变成现在的记忆是非常短暂的。

我举一个历史上比较熟悉的例子，大家可以了解我接下来要讲的课题。以北京大学为例，她是中国的百年老校，这个百年老校在五四时代以蔡元培为主的北大和胡适为主的北大，和抗战时期的北大，和解放初期的北大，和文革时期工农兵为主导的北大，和文革后改革开放来的北大基本上地方也变了，教育理念也变了。结构组织全变了，而且有一个继续不断100年的历史记忆。举一个例子，汤一介先生作为访问教授受我邀请筹划在1983年在北大举行的，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最有名的学贯中西的大儒，100年的冥寿。但他认为北大流向跟汤先生有关系的记忆很少。他在北大当过副校长，可是他知道汤先生曾经到过哈佛留学，我居然能找到汤先生在哈佛留学的成绩单，在当时哈佛哲学系他研究印度哲学，我们才知道当时的哈佛印度哲学最强，而且可以在哲学系念梵文。不仅有了他的成绩单，上面还说汤先生是从汉姆林大学转学来的，我马上打电话给汉姆林大学，汉姆林大学在四个小时之内就把汤先生在校期间做大学生的两篇学生会报告寄给了我。他是怎么回事呢？是清华学堂开始办哲学系的时候，汉姆林大学哲学系主任建立了这个学堂，他发现了两个非常优秀的年轻学员，一个是汤用彤，一个就是陈其宝。后来就哈佛请他来，他在哈佛不仅念了书得到了硕士，而且还教了一两年课才回去。所以他在美国的这段记忆是明确的，在中国的记忆已经荡然无存。美国是一个有今无古的国度，但是在过去的300年来他的历史的记忆几乎每一天都没有断裂；我们是有5000年的文化，但是在过去的150年里历史断裂到无法想象的地步。中国的记忆已经荡然无存。所以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传统，我们每一位在内的文化传统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断裂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求知欲那么强的在企业方面政治方面那么有影响力的人要来补课，这就是我们现代文化一个重大的悲剧。所以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如果从文化心理学来理解，有很多的积淀，这个积淀里面现在正要走出一个低谷。但是有一个悲愤的情绪，是从鲁迅啊、陈独秀、胡适的东西里已经看到很多了。有一种受屈辱、羞耻的感觉。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个国耻日，六月六号，因为接受了日本二十一条，袁世凯所做的这种耻辱的事情，定为国耻日。当然强烈的无奈，又无力又无气又无理，作为一个中国人，生活就像阿Q，就像祥林嫂，受了很多屈辱。这150年来的情况，那么除了我们这种非常消极的情绪，在我们的文化传统积淀里西方文化的因素非常多，因为西方文化的积淀是我们现在可以交流的基础，因为我们现在用的一些专有名词，比如物理、化学、生物的专有名词，科学、宗教、哲学、社会、政治、经济这些都是外来词。科学不是个秩序，科学就是Science，经济不是经世济民，经济就是Economics，社会就是Society。原来严复要把社会翻译成“群”，梁启超把社会观念带进来以后，我们都说“社会学”，没有人说“群学”。政治不是中国以前的政治，政治就是Politics；宗教，中国传统没有宗教，宗教就是Religion；哲学就是Philosophy。我们没有这些外来语交流起来很困难，所以我们的文化积淀就变成了西化因素非常多。另外正因为变化太大，所以我们的文化心理就变成了一个强烈的革命传统，有更极端的造反有理的传统。再说了反传统的传统，一直到今天，这个力量太大了。所以我们回忆一下，五四时代以中国的糟粕的糟粕和西方的精华的精华比较，我们在文化自信上基本上已经消解了我们任何的防御的力量。所以要重新改变，困难是巨大的。我这几十年来所做的工作就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儒家就是小农经济，和小农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那和现代化工业化当然不融。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对儒家的文化认同比中国大陆更强烈的地方，比如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日本、澳门都不是农业社会，都是工业社会。但是儒家的价值在这些国家发挥都比在中国大陆好。如果说儒家就是小农经济的传统，不能够走入工业社会，那么他就没有第三期发展的可能。那么另外到底儒家是不是就是一个家族社，是不是大的家族传统如果崩溃后儒家就崩溃？我想也不一定。有很多人说儒家传统里面只能够了解到私人的关系。比如说五伦的关系里有三伦的关系都是家庭，人和朋友，人和敌人，人和同事。个人和群体，在台湾说要发展第六伦。其实儒家的传统我们了解到基本精神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任何人的关系，同事的关系，师生的关系，夫妻的关系，长幼有序，各种关系都要照顾到。如果他只有五伦，不能了解到其他领域，他还能称作儒家吗？梁启超是个很了不起的学者。他对儒家很大的伤害就把儒家的道德理解成私德，没有公德性。儒家的思想就是从私到公，假如没有公德的观念，那儒家还能叫儒家么？他还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念出现么？再来一直到今天，大家总认为它是一个权威政治，总是和专制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最近一个韩国在哈佛的法律学院的博士提交了一篇极有影响力的博士论文，叫《作为宪法主义的儒家》。纯粹的从政治学的调控系来了解儒家，在哈佛的法学院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韩国讨论，在中国讨论。就政治儒家有没有可能，儒家和宪法的关系，儒家和民主的关系，这都是在讨论的课题。所以我说我们应该继承五四对儒家进行强烈批判，它的爱国主义爱国情绪和批判精神。可是我们不能走他们那条偏激的把中国的糟粕和西方的精华相比的路。我们要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是我们重大的任务。要发掘，我们要把近100年来整个历史发展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虽然全面，现在看来可能还是很肤浅。要了解什么呢？我认为要了解从十八世纪开始西方所发展出来一种启蒙运动的精神。启蒙可以从三方面了解，因为他是一个运动，从法国开始，影响了英国，影响的德国，影响了美国，是一个文化运动。第二个他是一个理念。德国的大哲学家认为这个理念还没有完成，还要进一步发展。另外他是一种心态，我现在想，我们对五四的心态、启蒙的心态有一个了解。我概括的说，启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最强势的意识形态。证明非常简单，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是启蒙发展出来的。今天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都是启蒙的关系。今天的研究性的大学、军工化的组合、跨国公司还有各种科学技术上的发展，特别是传播与信息技术上的发展，所以毫无疑问，他是世界上最强势的意识形态，而且意识形态在中国特别是中国大陆影响力还是如日中天。值得注意的两点，因为我们现在做学术研究已经逐渐进入这个领域。第一个就是十八世纪启蒙的思想家，他的资源是什么？他们基本上反传统发展出来的，他重要的资源就是来自儒家。这一点已经没有什么可质疑的了。从利玛窦在十七世纪把儒家思想翻译成拉丁文在西方流行以后，第一流的西方启蒙思想家没有一个不深受儒家影响。我们现在做一个研究，分别作研究，题目就是《西方启蒙思想家中间的儒家因素》。举两三个例子来了解一下情况。毫无疑问，西方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家就是伏尔泰，北京大学的孟华教授就专门研究法国的现代思想，特别集中在伏尔泰，他已经得到三次法国的骑士奖，因为他的成绩。伏尔泰就是完全的读孔子，那么伏尔泰思想里，《赵氏孤儿》也是伏尔泰最早写的。就是他对中国的关系不仅是简单的儒家经典，他对整个中国文化对儒家文化有明确的认同。另外就是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在西方启蒙中数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是最重要的人物。再来就是苏格兰的学者亚当斯密，也就是西方说的经济学的创始人，那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再进一步就是康德有没有受儒家的影响。现在我想也没有太多的争议。从前我们也很奇怪，因为尼采曾经用笑话的方式描述康德，他说康德就是从柯尼斯堡来的伟大的中国人。他有这样一个观点，当时没有人理解他讲什么。所以从尼采来看，康德的中国因素是很多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文明几千年来讨论基督教传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上帝的观点，一批大的哲学思想家要证明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影响。一千多年，结果康德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人的理性和上帝存在以及灵魂的永恒这三个议题以人的理性为最重要。如果没有非西方，儒家的影响，他能提出这个观点吗？这个当然是我的一个猜测，在学术界上都引起很大争议。不管怎么样，这一点是可以证明的，就是说西方启蒙的重要大思想家，不管法国德国英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中国和西方有一百多年的决裂，这中间有复杂的原因。这一百年大概就是西方突飞猛进的一百年，西方的工业革命，他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一百年是和中国决裂的一百年。和十八世纪十七世纪情况非常不同。所以当西方重新在1839年出现时，中国是没有准备的，以一百年落伍，所以对西方是无知加傲慢。也就是我们不需要从西方得到任何东西，这个傲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鸦片战争的前夕，就是1839年，中国的经济比今天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要高。不说百分之三十，至少百分之二十五、二十六。中国和英国的双边贸易是纯粹的顺差，英国需要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农产品甚至中国的手工业产品。中国不需要从英国输入任何东西。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很傲慢，我们不需要向你们学习任何东西。没想到一通船坚炮利就把我们打垮了。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是无知，更麻烦的就是傲慢。你不去学习。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年一代不仅赶上了西方而且成为了和西方一样的帝国主义，一起来摧残中国，这个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可是我今天要说的，西方的启蒙除了它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一些核心价值，今天就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就是任何人，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俄罗斯人等都必须接受、必须认同的价值。这个价值是什么呢？是自由、民主、人权、理性、法治、平等和个人的尊严，还有很多。这些是普世价值，你要把这些普世价值当成非价值那是不可能的。人要追求自由，越是科学发展越快，现在我们的选择越大，自由越重要。平等，没有平等社会很难维持安定；没有人权，人权比主权重要。对啊。为什么？在1948年《人权宣言》时候，中国两个儒者参加了，而且坚持人权就是普世价值，动用上帝这些观念来讲人权，所以在1948年在发表《人权宣言》的时候，中华民国签署了，而且现在《人权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都签署了。美国没有全签署，中国是全签署了。另外是法治，如果没有法治，市场经济还能搞下去么？贪污腐化的情况还能处理么？法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要被政治化，法治就是法治，法律处于独立的地位。可是过去的五十年来，西方最好的学者，包括美国欧洲的学者，多次对启蒙运动进行强烈的批判，批判启蒙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主要潮流。和在中国现在大多数人接受启蒙完全不同。为什么批判？第一个是女性主义的兴起。过去五十年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运动女性主义是第一。因为女性主义的影响对人际关系，对家庭、对权力的结构都有很大的变化。再来就是生态环保主义的出现。同时有文化多元性的观念和宗教多样化和最近几十年来大家讨论社区伦理的问题。社区伦理和个人主义有矛盾冲突，但是也可以配合。所以在过去几十年来，西方学者因为受女性主义、生态环保、文化多元性、宗教多样化的影响，都对我刚刚提到的启蒙进行严厉的批评。因此对我们有很大启发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普世价值：自由、平等、人权、理智、法治、个人尊严，即使把它们统统发挥出来还是不够，而且不能帮助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因为还有很多普世价值，在儒家、道家、佛家里面深刻的价值没有提到议程上。这些就是普世价值，但是扎根在中国文化。这是我们文化自觉和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契机。哪一些价值我们必须坚持？除了自由意外，还有正义的价值。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在关注这个问题，西方对我们太不公平，对我们提出太多无理要求，所以我们对西方的反击就是要求正义，要求平等，但是也要注重差异。人权必须注重责任，更值得注意，就是理性之外，佛教的慈悲，儒家的恻隐、同情，一个社会只有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没有同情没有慈悲行么?所以发现带有普世价值的启蒙运动存在盲点。我们必须超越，不然二十一世纪不能成为人类和平发展的世纪。启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佛教的众生平等，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没有，人就是为了他自己。它是强烈的工具理性。我们现在考虑问题都是工具理性的考虑。目的手段，怎样得到利益，怎样得到权力和物质条件，知识不是智慧，而是力量。对自然我们去认识它理解它，为了什么呢？为了控制它，为了掠夺自然、把自然当做一种可以随便滥用的资源，而这个思想是男性中心主义，是一种具有侵略性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潮站不住，必须有一种新的人文主义、人文思潮的出现。这个新的人文主义的出现应该是中华民族重新回归我们的传统。回归不是回去，是重新挖掘，重新创造，重新开发我们的传统资源。这个中间我比较熟悉，因为我做的工作以儒家为主，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佛教在这方面比儒家要先进，影响力比儒家要大，道家也有。这些思潮都是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特色，这个中国文化特色从这方面来看第一个是一个学习的文明，“活到老学到老”，《论语》里第一个字就是“学而时习之”的“学”字，学不是追求知识，内化技能。学更重要的是觉，佛教所谓的觉悟。儒家在《说文解字》中说：“学者，觉也”，就是建立自己的人格，个人有所觉悟。这是学的主要因素。同时中国文化是一个宽容，多元多样，殊途同归的文明，所以我们传统的三教，甚至三教合一，今天我们必须说中国有五教，基督教在唐代已经流入中国了，伊斯兰教至少从元代以来已经成为中国的显学，现在所谓的伊斯兰教不仅包括中国的回民，还有维吾尔，不讲汉语的民族，伊斯兰的民族，这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另外我们是对话的文明，我们的文明对于交流对话，在《禅宗》里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是语录。孔子的《论语》里都是语录。同时有一种天下一家的情怀。所以在第二期儒学的发展，特别到了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视域的出现，这个视域就是对人的全面的了解。中国不走一条狭隘的定义方式来了解人，不像希腊哲学说人就是理性动物，或者说人就是能利用工具的动物，或者现在又说人就是能运用语言象征符号的动物。这种定义的方式就是要找到他的本质特色，正因为要找出他的本质特色，把很多每个人都有的定义为人性必须具备的条件给消解掉。中国所了解的人以儒家传统为例，他是更为多样的。人必然是感情动物，他是社会动物，他是历史动物，他是政治动物，他是追求永恒价值的动物，他也是一个美学的动物。我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像儒家的六经，《诗经》体现的就是作为情的人，各种不同的情；《礼记》体现的就是作为关系网络中的社会人；《尚书》中的仁政体现的就是中国理想政治，《易经》体现的就是追求永恒价值和永恒意义中的人；《春秋》就体现了历史；《乐记》流失了，但是还有一些线索，体现的就是人生美学。所以汤一介先生他们在谈到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如何能身心合一，如何能情景合一，如何能天人合一，这就是儒家的一个复杂的但是又有一个内在整合性的一个思维。另外我们不可能用中国文化作为标准来联系世界各个领域，我们如果要发展我们的认同，这个认同必须是开放的，是多元的，而且一定是有深刻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能力，所以我现在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为了很多政治目的，很多非学术非思想的目的突出中国人的独一无二性，我们现阶段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的这个分析是很片面的，但是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我们的气非常壮，但是不顺。我们壮的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要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系，哈佛的教授说中国的经济体系成为世界第一就是在2017年，所有其他人，包括约瑟夫都是2025年，2050年，但是他说就是2017年。4年以后。但是这个是不是非常令我们激动高兴，激发我们狭隘的民族主义呢？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从中国大陆的情况来看，我们还是排在世界上很多个国家之下，我们是很穷的，我们的人均所得基本上还不到俄罗斯的人均，我们现在4000多，俄罗斯已经上万。美国就不要说了。更麻烦的是，我们的虚拟指数，官方统计是47，也就是只比南非和巴西好一点，民间的统计绝对超过47，就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社会就是中国社会，中国讲贫富不均，今天我们最不公平。我们有上百万个人都有绿卡或者双重国籍。也就是，以前我们的孩子都是送出去念大学，现在是送出去念中学，所以我们开玩笑说高级华人。这种情况，但是我认为不要用经济政治来了解中国，要用文化来了解中国，我一向提倡文化中国，文化中国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和新加坡，这是主要的汉人华人，当然包括所有的民族；第二个就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美国的上百万，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都有；第三个就是和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外籍人士，但是他们因为关怀中国，他不仅是汉学家或者外交官或者企业家去关怀中国，而且是长期关怀。他不仅从文化意义上是属于文化中国，在这样一个框架下，我们一些很有钱的人，我们的钱是可以很快输出，人才是可以很快跑掉。这个环境如果我们觉得不好，我们可以走，但是贫穷是走不出去的，权力是走不出去的。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可以在非洲，可以在牛津，但是你只要是对传统文化认同的，就绝对不做一个损人损己的人，不做一个只损人却利己的人。他作为一个利己但不损人的人我们可以原谅他，但是他基本上要做一个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人。我们年轻的孩子到哪里去，最重要的不是他爱不爱国，他能不能做你想要他成为的人，他能不能堂堂正正做人。如果他有钱，他找了一些富二代、富三代，找一些小集团去赛车去做为非作歹的事，大家都痛恨，在国内痛恨。假如出去的孩子受到那么多的压力在国外，他能够堂堂正正做人，他即使痛恨中国，他是有价值的。海外或者国际上很多人对中国是痛恨的。你爱不爱国不是我们关怀的，你要对中国的批判到位，我们要改正；你批判不到位，我们要抗衡，我们要有一种比较宽广的气度。最后为什么这样一个传统在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发展潜力？这个是和轴心时代孔子做的选择有关系，他做了什么选择？他选择的是入世。所有轴心文明，犹太的文明，基督教的文明，希腊的文明，伊斯兰的文明，印度的文明。多半有一种超越外在的上帝，都是离世，就是真正的价值不在这个世界，但儒家选择了就在这个世界。而现在是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佛教，特别是星云大师所代表的佛教，我们叫人间佛教。从太虚讲人生佛教，到印度讲人间佛教，到现在讲人间净土，就是入世。这种思想这种潮流所代表的人文精神，不是启蒙所代表的那种凡俗的人文精神，而是一种精神性的人文精神。这个观点是印度的一位大师在学术交流的时候提出的。他说你所了解的儒家不是凡俗的人文主义，和西方启蒙时期的代表那种反宗教完全以现实物质为皈依的人文主义不同，儒家的人文精神是敬畏天，中国传统有天地君亲师，完全与现实物质为皈依的人文主义不同。对天，对地，对君都敬畏。所以在宋明理学，从程颢开始，有一个观点就是仁者爱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张载大家都熟悉，古代汉语就是“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就是我的父亲，地就是我的母亲，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人在天地间感觉到温暖，这是我的家，所有外在的东西都是我的身体，所有宇宙的创造力都是我的性。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伴侣。这个从现在生态环保的角度看来是一个了不起的制度。王阳明的大学问也是这样开篇的，就是我们作为人，和其他的动物和植物都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这套思路建构在儒家传统里，孔子提出了，很明显，我们都知道孔子是儒家的创始者。我们不能想象任何人比耶稣基督更能体现基督的精神，我们也不能想象任何人比释迦牟尼更能体现佛教的精神，或者比穆罕默德更能体现伊斯兰的精神。我们很可以想象而且必须想象有很多人比孔子更能体现儒家的精神，孔子就认为周公比他更能体现。另外在儒家的观念中，没有任何观念任何制度是不可讨论的。很多人认为儒家仁爱的仁很重要，还有人认为礼貌的礼很重要，也有认为孝最重要，日本人认为忠很重要，儒家所有的制度可以很自由，可以很民主，所以徐复观先生说“我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儒家。”那么另外更重要的，我经过40多年来的研究发现，儒家确实可以和世界不同的宗教进行对话和互补，所以世界上出现了一批像波士顿地区的儒家，就是我们是儒家式的基督徒。那么所以啊，现在的入世的佛家都是儒家式的佛教徒；也有回鹘学者，即伊斯兰学者，就是儒家式的伊斯兰教；我的一个博士生主动发展儒家式的犹太教。就是说我们的价值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我们必须和巴勒斯坦要有对话。那么我这次在雅典很兴奋，我做了报告。有印度学者说我没想到你这样讲，我就是儒家式的印度学者。所谓儒家式就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他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一种精神性的人文主义。可以和不同的宗教对话交流。面向二十一世纪，这种思潮就是一种开放多元的，有深刻自我认识，但是又不是狭隘的封闭的特殊主义。

最后我提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传统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有四个不可分割的面向。就是个人、社会、自然和天道。第一个面向就是如何建构我们自己的身心。大家能来听这个会，基本上就是自己心灵上的一种安顿，就是心灵的问题，就是个人修身哲学的问题。在儒家看来，有身体、心智、灵觉和神明，如何能够整合，这是第一个大问题。第二个大问题就是个人和社会如何能够有一种健康的互动。不仅是自家的，和你的邻居和你的同事，和国人，甚至和众生关系是什么；第三个就是人类和自然如何能保持持久的和谐；最后，因为国内的学者现在只谈三个课题：个人的课题，个人与社会的课题，个人与自然的问题。我们还有一面，特别佛家道家来了以后，我们还谈人心和天道的问题。也就是宗教意义下的精神世界的问题。我们这个民族经过100多年的摧残，我们的敬畏感是没有的，因为我们学会了斗争。天斗、地斗、人斗，其乐无穷。斗争到最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我们没有诚信，没有敬畏感。如果我们的小孩子再不给他们培养一点点敬畏感，好的他们就成为钱理群先生说的精致的个人主义，他会用各种手段利用四周的各种资源，为了他自己。当他向妈妈撒娇的时候，说我想喝一点热的鸡汤，当他要表现自己独立性格的时候就会说你不要来干预我，我有我的人权，我有我的人格。所有世界上的资源他都掌握住了，他会利用你，这是很可怕的一批年轻人。如果没有任何敬畏感，除了他自己意外，我们下去就很困难。所以我认为这四个面向：个人、社会、自然和天道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中国大陆现在学术界我们希望有两个新的对话，一个就是宗教和科学的对话，我们这个科学上面的，科学理性已经发展得淋漓尽致。我们现在主导社会的都是科学家，或者工程学家。但是怎样了解宗教作用的问题呢？第二个对话就是过去和未来的对话，也就是传统和现代的对话。我们需要这两个对话来帮助我们发展具有精神性的人文思想，谢谢。

——杜维明教授2013年10月20日在第六届三智论坛上的主题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