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腊文化无疑是西方文明为之骄傲源头的之一，事实上，它是酝酿西方文明发酵的文化酵母。理想主义的动力观、极其优秀的文化上的表现，使得千百年来人们的目光对它紧盯不放。人们用尽了一切赞美之词，来形容这种深藏在记忆之中的生命映像。直到现在，当一个现代人满怀惊异之心欣赏古代希腊几近完美、圆融的艺术品时，他仍然会清晰地感到，那种古希腊富有震憾力的文化仍然是一种粮食，一种冲击，一种使人恢复青春活力的性灵经验。所有这一切，我们应当如何对此进行解释呢？

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希腊文化所提供的经验，并能让自己依照希腊人的艺术理想来进行思考，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地宣称，在古希腊人极度地诱惑和极度的克制之间动态的平衡之中，有一种摄人的理想之美。如果我们尝试去分析它，就会发现它的原则极其单纯，只不过是要用最崇高的意义表现人类的诗性和理性，并要尽其所能地把这两种理念完美地结合起来。希腊文化具有强烈的情绪感染力，因为那时的人们不曾仔细地规划，也不曾理智地盘算，却能够以一种伟大的生命活力，让各种艺术品变得真实。希腊文化的最大优点在于它表现人类的诗人意识。希腊文化的伟大艺术魅力，在于它的从不媚俗，从不说教，只是在用它的伟大的情感说服力，让自己一次次地直接参与世界的创造。

爱琴文明

希腊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要算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了。这些古老的文明大都兴起于地中海东部西北隅爱琴海地区，因此，也被称之为爱琴文明。爱琴海是多岛屿的地区，存在着众多的岛屿，重要的有罗得斯、萨摩斯、开俄斯等，而海上的最大的岛屿就是克里特岛。希腊半岛是爱琴海地区的主要部分，位于地中海东部，巴尔干岛南端，东临爱琴海，西接爱奥尼亚海。１８７１－１８７４年间，为寻找特洛伊城，德国学者谢里曼（１８２２－１８９０年）在小亚细亚和希腊等地主持考古工作，他发掘出大量的珍贵文物，更得出了“《荷马史诗》就是一部早期希腊文明史”这一震惊世界的结论。１９００年，英国的考古学家伊文思（１８５１－１９４１年）在克里特岛北部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结果发现了希腊神话中提到的克里特岛米诺斯王宫遗址。根据考古发掘，尤其是大量的王宫遗址的发现，证实了早在公元前６０００年就有人在克里特岛上居住的说法。在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前后，克里特岛地区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米诺斯王朝统治时期是克里特岛文化的全盛时期，考古学家在王朝首府克诺索斯城发掘出重要王宫遗址，据估计宫内庭堂房间总数要在１５００间以上，其总面积约２２０００平方米。约在公元前１７００年左右，出于不知道的原因，克里特岛上的众多王宫和城市突然毁灭和消失了。

　　迈锡尼文明位于希腊本土，传统上说它的创造者是希腊人的一支阿卡亚人，他们约在公元前１６５０年左右定居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这一文明包括了南部希腊的迈锡尼、太林斯、派罗斯等城邦国家。约在１５００－１２００年间迈锡尼文明诸国进入青铜时代，建成早期的奴隶制城邦国家。约在公元前１４００年前后，迈锡尼文明进入全盛时期。在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希腊文字的发现。在克里特岛上发现的文字被称之为线形文字Ａ，这是一种非希腊语的音节字，人们对它的破译直至现在仍没成功。在迈锡尼发现的文字被称为线形文字Ｂ，书写在约３５００块的泥板上。１９５２年人们对它释读成功，从而知道了这是一个奴隶制的王国。公元前１３世纪后期，迈锡尼文明逐渐出现衰弱之势，约在公元前１１９４－１１８４年前后，在迈锡尼的领导下希腊各邦组成联军，远征小亚细亚西部最富裕的城市特洛伊。这场战争打了十年，最后联军使用了“木马计”，方把特洛伊城攻陷。但是，这场战争也拖垮迈锡尼，使得它受到很大损失，在大约８０年后，希腊人的另一支多利亚人南下，逐步征服了雅典以外的中希腊和伯罗奔尼撒，属于迈锡尼文明的一些希腊城邦国家就在历史上逐渐消失了。

                                 荷马史诗

早期希腊文明的历史，由于两部伟大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而被记录了下来。相传这两部史诗为盲诗人荷马所著，但是根据更可靠的分析，这实际上是自特洛伊战争以来希腊民间传说的结晶，直到公元前６世纪才最后编成定本。我们必须注意到，按照早期希腊人的一种观点：诗因为代表永恒而要高过展现变化的历史学。诗和史学是两种学问，它们在许多方面各自有自己特殊的要求和范畴，但在古代的希腊却很容易互相混淆。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史学是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的话，那么，西方人的历史学就起于诗，一首由荷马流传下来的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诗。要了解为何西方史学有这样一种奇怪的开始，那就先要了解诗性在希腊文明中的地位。荷马史诗是对于希腊英雄时代的歌颂，它热情而奔放，是人类精神之魂的无限制升华，是阿波罗这个光明之神和灿烂之神所掌管的人们内心幻象世界的美丽景象。诗记录了希腊人的本能理想－－一种最高的真理，是同不可捉摸的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美满世界。我们也可以说，诗是一种意蕴，一种使得无数天才热血沸腾、为之献身的艺术。在诗的意境之中，我们每个人都在精神岛上翩然起舞，我们每个人都浓缩为一缕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精魂，使人赞叹不已，使人留恋忘返。

　　但是，这种孕育诗的英雄主义又是什么呢？《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主义强调的是感情和智慧的崇拜。荷马的英雄是奥德修斯，他其实是一个普通人。他的武功一般，但他却有智慧。尤其难得的是，他能够做到极度的诱惑和极度的克制之间动态的平衡。他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去听海上女妖的歌声。他听到了美丽的音乐，却不失身。这就是智慧的控制力。他的妻子也是有控制力的人，她摆脱情人们的追求，并不失身，但对奥德修斯也不宽容。她的理想是一张代表力量的巨大的弓，谁能拉开，她就嫁给谁。她不给予奥德赛以优先权。这两个人都光明正大，他们热爱生活，懂得节制，喜欢公平的竞争。在这公平竞争之中奥德修斯获得了胜利，于是他们就破镜重圆，言归于好。我们看到，在这里，天是蓝的，水是清的，人的生活是可以用智慧把握的。正是这些品质，使人们战胜了精灵，终于在故乡团聚。荷马史诗还歌颂友情。阿伽门农和阿基里斯的故事，都是友情的歌颂。特洛伊战争的开端起于情感上的纠纷，在战场上人的友情得到锻炼。这样，人终于成为战胜神的英雄，成为自己的自由的主人。在斯巴达人那里，强调的英雄的力度和体魄。斯巴达人培养人的体魄，健美，注重纪律和秩序，正好与雅典人崇尚的美与文化形成对比。因为在雅典人那里，美和文化是英雄的突出表现。雅典的整个风气与斯巴达是不一样的，在对哲学和艺术的爱好方面，雅典人表现得很突出。

这样的一首诗，就是希腊英雄时代的主旋律，后来成为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所相信的信仰，成为希腊奥林匹克山圣火的精华，这也是从荷马时代到伯利克利时代雅典人相信的哲学。我们已经说过，整个希腊的精神，就是这种诗化了的意境。她煽动起一种酒神狄奥尼索斯的教人陶醉了的魔力，让苏格拉底从容就义，让毕达哥拉斯醉心于对数字的狂欢，让住在木桶里的那位犬儒学派的天才心安理得，获得一种“灵魂离开躯壳，有如船之解缆而获得自由”似的快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是一种心灵的歌声，她追求的是热情的狂欢和崇高的共鸣。在诗的魔力支配下，希腊人陶醉了，同时也昏睡了。陶醉和昏睡、激情和崇高，使希腊人个个都变成了沉溺于强烈感情和无限崇高之中无法自拔的英雄。他们双眼高高在上，既看不到“在刀锋上”的危险和惩罚即将来临的命运，也看不到朴素生活中那种特有的平凡的欢乐。因为，希腊人需要用诗作为一种酿酒的酵母，他们也只能喝酒，却似乎无法感受那些普通清泉中水的甜美滋味了。

                          古希腊的艺术

　　在古希腊人的神庙建筑和男性雕像中，我们看到了表现英雄气概的艺术精神。喜欢冒险并且心甘情愿地愿意承担风险，使得希腊的艺术家能够采用既大胆又自然的艺术风格。希腊雕刻中的人体比例关系是相当正确的，它接近真实，却无各种矫揉造作的夸张之举。讲到这里，公元前５世纪中叶青铜雕像大师米隆所创作的“掷铁饼者像”就突然浮现在我们眼前。这是力和紧张与自然主义风格的完美统一，无疑是希腊男性雕像中最具特色的代表作。当掷铁饼运动员刚要把铁饼掷出去的那个刹那，动人心弦的激情却凝固了，因而丝毫不缺乏稳定感。艺术史学家苏珊·伍德福特对此是这么描写的：“这是一个无声的瞬间，然而在我们心里却因激励而产生了去完成这一动作的欲望。”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艺术不再是力度和紧张的张狂，它已经透过了这种表象进入到了运动的生命力的脉动。在人类思想的深刻表现之时，强力已经退居第二，因为人的稳定的理想追求正公然要对生命的极限进行挑战。

　　尽管希腊艺术曾经深受古代埃及风格的影响，我们却必须要分辨希腊的那种极度的诱惑与极度的克制之间动态的平衡与埃及艺术中的对称与平衡两者间的根本不同。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前者强调现实世界中人的生命力，后者却具有浓厚的宗教宿命思想。因此，当埃及人强调灵魂不死精心制作木乃伊以便为死者的来世铺平道路的时候，希腊人却坦然地对待死亡－－他们把死亡上升到了哲学，用来震醒自己的生命力。当埃及人力图建造极其坚固的金字塔时，希腊人却雕刻出举世无双的美丽人体雕像。希腊的这种现实的、自然的精神情操，也深刻地影响了它的建筑风格：无论是希腊立柱加横梁的神庙和它们的装饰，还是普通的民居，都保持着自然主义的现世风格：奥林匹亚神庙（公元前４６５－４５７年）门廊上浮雕中的形象是那么的英雄主义和充满着生活气息：阿特拉斯安祥地带给赫拉克勒斯金苹果，赫拉克勒斯的保护者、女神雅典娜在背后用手镇静而沉着地在帮助英雄。在神庙排档间饰中有英雄与牛精搏斗的壮烈场面，有英雄与半人半马的怪兽的格斗，也有朴素但有生气的河神像。所有这一切，都在告示我们：生活在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是非常入世的，因为他们不仅是英雄主义的象征，也是活生生的、充满各种艰苦与斗争的现实生活的反映。

　　艺术家们对妇女的描写与表现英雄风采的男性描绘就有所不同了，这里更加突出妇女们的美丽和纯洁。希腊作家卢奇安对艺术家勒谟诺斯所雕刻的雅典娜像作过精彩描绘，说那个雕像集中了一切艺术、一切想象而形成的超凡的、理想类型的美。他说这位勒谟诺斯开始工作了，“首先拿着克尼多斯的泊来品，只摘下头部，其余都不要，因为这个雕像是裸体的。头发，前额，双眉都保留普拉西忒里的原作；眼睛，这双秋水似的眼睛，也原封不动。但是双颊和面型就取材于‘花园美神像’，还有纤手的线条，完美的手腕，春笋似的手指。斐狄亚斯和勒谟诺斯的‘雅典娜像’提供脸部的轮廓，端正的鼻型，温柔的双颊，也塑出她动人的粉颈，樱唇微合，像他的‘亚马孙像’。卡拉密斯赐给她‘济世女神像’的娴婉的秀气，似笑非笑的表情，贴切合身的衣服，只是头上不戴面纱。”为了进一步衬托出她的容貌和涵养，还要注意合适，“应黑的黑，应白的白，应红的微红”，以便绘出“她‘象牙色中带淡红’和恬静的‘明眸’。”经过这样的形式处理，这件作品就接近诗意了，于是“忒拜诗人可以帮助他给眼睛渲染‘紫罗兰’的色泽。荷马渲染她的微笑，她的玉臂，她的玫瑰色的指甲，形容毕肖。”至于她的比美丽更加动人的高尚、智慧、仁慈、温柔、雅量、娴静、才华，以及“妩媚的姿态”，“天姬嫦娥似的风度”，就要靠充满诗情画意的遐想了。卢安奇最后的结论就是：“只有肉体美和精神美互相结合时，才产生真正的美”。

　　这种因为力量，因为信心而产生的信仰，这种理想主义的动力观，这种为了实现信仰而产生的浪漫主义、英雄主义情结，注定希腊人要把体育学当作文化之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分支，也就是说，是每一个人都应当认真学习的必修课。正因为希腊人有对于体育运动的浓厚兴趣和体育锻炼的实践，因此，我们人类最伟大的运动盛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圣火从这里燃起，也就丝毫不足为奇了。

                              奥林匹克运动会

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在公元前７７６年在奥林匹亚竞技场举行，这是全希腊的体育运动大会，规定每４年举办一次。运动会的宗旨是参与和和平，在不到１００年的时间里，吸引了整个希腊的选手，并且逐步发展成为国际性的盛会。在公元前４７６年运动会优胜者的名单里，包括了自西诺坡（Ｓｉｎｏｐｅ）到马赛的代表。与此同时，希腊宙斯神的节日也成为国际性的假日，在此月中，全希腊境内的所有战争都要休战。如果有前往运动会的旅客在希腊任何城邦境内遭到侵害，就要对该城邦处以罚款。根据各种历史书籍记载，运动会最重要的比赛项目有跳远、掷铁饼、掷标枪、全长距离赛跑和角力格斗，被称为５项全能运动，所有的运动员必须参加全部５项竞赛，要获得优胜者，必须其中有３项成绩获得优秀。除了５项全能运动外，不久，拳击和角力合并为全力竞赛，还兴起了分类的田径运动：有４００码距离的，有跑２４圈即２．２３英里的，也有更为惊险的武装竞赛，参加竞走的运动员要携带笨重的盾牌。在竞技场下边的平淡处，另外修建了一处赛马场，这一　运动男女都可以参加，但奖品属于马主而不属于骑师。竞技的高潮是战车大赛，赛时使用驷马并肩齐奔，经常是１０辆驷马战车一齐竞赛。有一次有４０辆战车参加竞赛，却只有一辆跑毕全程。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优胜者从此获得了崇高的荣誉，但是这主要是一种精神的鼓励，因为所有的优胜者最后的奖品，只是在头上束一条毛织的发带，由裁判员把橄榄花冠安于他们头上，同时信使宣布得奖者的姓名和其所在的城市名称。奖品这般轻微，然而，这却是从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得到的来自不易的桂冠，对于任何一个希腊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当获胜选手会到自己家乡时，会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诗人为他们吟诗，雕塑家会把他们的塑像雕刻在城墙上。

                                 希腊哲学

　　如果说体育竞赛只是力量与体魄的展现，那么，灿烂的希腊哲学就成为代表优秀古代文化的另一种形式。在希腊的哲学家中，最具有个性的要算是著名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了。苏格拉底是一个具有洞察力的哲人，他具有鲜明个性。 苏格拉底的哲学具有“惟知是德”和“灵肉对立”的两个核心：前者代表了他的现实主义、历史主义的一面，使他注重现实考察，他不爱好观看虚构戏剧，却要读《伊索寓言》，因为他以为一切都需要通过证据才能清晰的、朴、真、实证，构成了苏格拉底历史观的真谛；后者代表了苏格拉底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那一面，因为他的直觉是批判性的，知觉却是创造性的。他鄙视世俗欲望的过分扩张，因而提倡要精神信仰的界和知识的底蕴。苏格拉底是精神沸点很高的一个人，他具有自己的信仰，并且对世界、对自我度都抱着一种开放的却不宽容的态度。苏格拉底强烈的批判精神（包括对神灵的怀疑）和对现实进行纠错的举动使他蒙受不白之怨。他最后为维护自己的信仰而被处以死刑（公元前３９９年），走的时候据说是相当从容不迫，他的学说被他的学生所继承发扬。

　　苏格拉底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气质分别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继承。柏拉图（前４２７－３４７年）把苏格拉底的灵肉对立学说推向了彼岸，他的哲学的核心是“理念论”，他说人间各个事物在天国都以一种理想的原形方式存在，因此世上的万物只不过是这个理想类型的不完美的复制品。这种人间天国两元论的哲学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在中世纪基督教的信仰时代中被推向了极端。但是，在柏拉图那里，此岸和彼岸、人间和天国、理想类型和实际存在之间却只是差异而不是对立，因为正好可以借助理想主义的构思，来切切实实地改良现实社会。公允地说，柏拉图只是一个志在改良人类社会的思想家，他撰写的《理想国》一书，集中代表了他的政治理念和社会理想。

　　或许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前３８４－３２２年）正是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历史主义的、理性的那一面，他更加注重现实和经验，生前为人类写下了４００多卷著作，范围涉及到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伦理学、修辞学、美学、诗学、物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古代知识和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非常注重考证性的科学研究，他曾分别对希腊的几百个城邦的体制进行过专门研究。亚里士多德建立了科学研究的方法，并且培养出像马其顿的亚历山大那样的学生，后者成为一个有为的君主和天才的军事将领。亚里士多德主张根据事物的特性来其进行改革，他很不浪漫，尽管他具有天才的调和与折衷能力，他还是经常产生同时感到生命力极度充沛和生命力极度虚弱的天才的痛苦。因此，我们不得不说，希腊人的诗，或者说希腊人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实际上是把古代希腊人的相当敏感的神经烧坏了－－因为他们只能满足于高峰的体验，即满足于在大海的波涛中作一个弄潮儿。灵魂既然在酒神的帮助下与肉体相分离，他们就再也无法甘心地忍受朴素，更不用说尝试那些属于人间的平凡的肉体欢乐了。

　　试读几段希腊哲人的话，也许我们能够理解希腊人的那种诗性有着与人的现实生活不仅符合的一面。例如，哲学家对身体的比喻可以算作其一。哲学家认为，肉体和世俗生活充满了庸俗和卑鄙。据朗吉努斯说，古希腊哲学家称人的头为躯壳的城堡，颈为建筑在头与胸之间的地峡；脊椎镶在颈下好像枢纽；快乐是诱人作歹的饵；舌头是味道的试石；心脏是静脉的结节，血液迅速循环的源泉，它守护在肉体的守卫室里；称血液的通路为狭道，说：心脏在料想到危险和激情发生时因兴奋而跳动，因为是受热；身就给它设计，安放了肺脏，肺柔软，无血，多孔，好像一个垫子，所以在激情在心里沸腾时，心就靠在这软垫上跳动而不会受伤。人们又把情欲比拟为妇女的闺房，把愤怒之所在比拟为男子的居室。最后，一切将由脾来收拾，因为脾脏是内脏的抹布，“充满了排泄物，好像一张毡子，以防外界的侵害。”

　　关于希腊人的诗性，至少有几个特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是把天上和人间对立的看法。例如１２９年卢安奇对光明的天堂和黑暗的人间生活的描写。其次，是诗的永恒的、不变的特征，如认为只有永恒的东西才是诗，才能算诗，如柏拉图对柏拉图式精神之爱的描写。在这里，爱并不是责任。爱是崇拜，但有时友谊高于爱情。精神之爱要高于肉体爱，后者通过爱的升华和扩散，进入到天国、精神、自然和艺术的领域，这才使得艺术家为之动情。希腊的雕塑，都是精神和天国美的理想象征，完完全全是高于生活的。最后，是诗和爱都是要进行高贵和高峰的体验的。希腊人的理论是：诗是高贵的，爱是高峰体验的。我们注意到在希腊作家的笔下，爱是既热烈又冷淡的，因为高贵的爱既是拒绝给予，也拒绝接受。倘若没有好的女子，男子就没有爱，也不屑爱，这对女子来说亦然。我们必须指出，尽管古希腊的艺术家雕刻出了绝代佳人似的女像，他们却认为男子要比女子美。他们对女性的追求，其实不过是对英雄和智慧追求的一种变奏。在艺术家们对爱情的描绘之中，想反映的其实只是一种高深莫测的哲学：雕塑是理想美的产物，而理想同现实往往是对立的。

　　既然诗是追求刺激的，那么，它还伴随着追求刺激的野性思维。这里有我们所熟悉的狂热的图腾崇拜和热情冲动，虽然很热、很累，却没有娱乐性。诗中没有时间，没有过程，没有人间的世俗之爱和生活的责任。这里，灵和肉分离了，高贵的理性带来了一丝冷漠。在这种非现实、非现世的想象之中，纵欲和禁欲均无法实现。精神的标准太高，那就同人的真实生活拉开了距离。试想：当诗成为一种理性的爱好时，那么美和爱就只能作为一种价值存在，并无法实现现实的快乐。这个命题也是希腊人提出来的，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理想的类型。在这里，审美的欣赏要高于实际的快乐。当诗以这样一种超越人们生活的内容时，那么，诗要超越道德和法律就是必然的。诗无法与生育、生存合在一起。诗不同一切低级感觉连在一起，因为触觉、味觉、嗅觉均属于低级情趣。诗不同具体的形式和形式美相联系。至于视觉（色彩）、听觉（音乐）、知觉（智慧、心灵），那是可以同诗相沟通的，因为这些感觉属于较高级的感觉。结论是：诗就是诗，但诗的内容，并不是生活的内容。诗歌比历史学更科学，因为历史学只收集经验的事实并表现真实，而诗歌则从这些事实中抽出普遍的理想的判断。当历史学说某富人倒台时，诗人就说凡富人都倒台。这样，诗歌成为历史教导的精髓。这，就是希腊人当时所认可的价值。

　　这也就注定了希腊人诗意的奇想有严重脱离现实的一面。希腊人诗境中的不和谐音是斯巴达文化，那里的人被教导不喝酒，最后竟能发展出另一种注重实用的逻辑。色诺芬曾赞赏过具有现实精神的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后是斯巴达赢得了对浪漫的雅典人的胜利。这当然不是一种奇迹，这只是钢铁对诗的胜利。这种胜利，后来被比斯巴达人更为现实、更加制度化了的罗马人又一次证实了。

从《荷马史诗》到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作品的转变，或者说，苏格拉底向亚里士多德的转变，也可以说是从诗性到理性的转变。卢奇安是古希腊哲学家、艺术家。他提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写史，诗歌和历史是不同的。诗是想象，历史是现实。历史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实用。实用只有一个根源，就是真实。许多许多非现实的创作，根本不是历史。所以，任务是如实叙述，一个历史学家是不计较眼前利益的。　荷马的作品与艺术、文学非常接近，充满了理想的色彩和理想的模型。荷马的作品时间性也不明显，它的主题在于如何揭示人和神共同开创的英雄时代。只要能把这个英雄时代的特征的表达明确，其他的一切都可撤除或退居第二。《荷马史诗》描写的是神、英雄和永恒的精神的故事。这其中也有变化，如《伊利亚特》显得具体和直接，《奥德赛》显得隐蔽和神秘。古典主义是注重一般的、永久的、可以确定的东西，也就是那些理想的、神秘的、英雄的行为，抽象主义的理想主义的行为。在《荷马史诗》中，我们也看到了政治组织，如上层文化、贵族文化、臣民、下级官吏、国王、神。严格地说，这样的史学还是一种准历史学：神通过人来进行战争，人的战争又常反映神的意愿。这不是严密的史学研究，而是通过传说和文学来表达某种精神。此外，荷马注意的是比时间更为重要的东西，即那些不能朽坏的和永恒的东西，他视这为生命的瑰宝。这样，历史就只能是自我显示的。它把人类作的事情通过文学形式艺术地记载下来，不是要告诉人们已经做了什么，而是要告诉人们应当做些什么。

历史学

　　这也导致了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要来开辟一个新时代。真正的历史学出现了，分析和提问代替叙述故事，史学著作中有了原因分析。这是因为：尽管诗性浪漫与智慧理性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在二者之间却至少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这种二元对立一直成为西方文明发展的基础。希腊史家的良心迫使他们深感荷马的古典主题不妥，然而，他们同时又无法完全摆脱理想的诗性对事物普遍性的概括。这是因为：对于求善来说，诗的理想化了的概括甚至要比单纯的与客观的事实相符合的求真的做法，更为有益。于是，希罗多德走上了二者兼备的途径：一方面，他试图把希波战争理解为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差异和斗争，另一方面，他用平和流畅的语调来更多地表达美感的知觉。当然，修昔底德也想表现出城邦的特征，他试图说明秩序是如何战胜自由的。令我们兴趣的另一个方面是希罗多德同修昔底德的区别：希罗多德的风格既平和又流畅，而修昔底德的作品多少显得粗硬、造作。这好像是在说明，希罗多德更多地采用了艺术的方法，而修昔底德却喜欢直接开启实证之门。　

　　希罗多德（约前４８４－４２５年）的《历史》共９卷，头４卷叙述了埃及、巴比伦、波斯、小亚细亚和黑海北岸各地区的历史，后５卷论述了希腊和波斯战争的经过。他的风格与荷马史诗中所反映的风格是明显具有区别的，例如荷马在论述战争原因时往往把它归结为神的报复，但希罗多德在论述战争起因时，却强调希腊人和波斯人在文化上的差异，希罗多德力图通过文明人战胜野蛮人这样的基本观点来说明战争的原因。

　　另一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前４６０－３９５年）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任过将军一职，后遭到革职流放。他在分析的战争原因时似更为客观，在他所撰写的８大卷的《布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根本无意从国王的野心等方面来探讨因果关系，因为他要深入到制度的层面中去，认为不同制度、不同信仰的冲突导致战争。在这个新时代中，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也已出现。战争的成败都是人的事情，这与《荷马史诗》中所说的神话故事已是完全不同。人文主义的色彩还表现在对知识的推崇，以为人掌握了知识即可掌握自己的命运。历史学就这样成为一种传授真知的途径。于是，证据在修昔底德那里变得重要起来，他开始注重证据。历史学开始研究那些具有确定性的东西。这时，时间也得到高度重视，时间性被注重了，编年史开始对纵向和横向的发展深感兴趣。至于何时、何人、何地、何背景的问题已经不再忽视，如对战争的解释成为对各种事件和结构复杂关系的剖析。总之，准历史学的诗学就这样过渡到了真正的历史学。

　　这种理性的倾向在希腊化时期的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例如史学家色诺芬（约前４３０－３５４年）的《希腊史》、《远征记》等著作，明显地转向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色诺芬参加过对波斯的远征，他曾带领着一支希腊人雇佣军进入到亚洲，去帮助小居鲁士争夺王位，后又被迫撤军。在他的著作中，讲述了这些远征的故事。色诺芬在政治上走的是一条曲折的道路，他后来又曾加入斯巴达国王的阵营反对波斯，在波斯成为雅典的同盟后，他被放逐，财产也被没收。他的晚年后却又是在斯巴达度过的，在一个在领地中过着乡绅生活。不可否认的是色诺芬是一位所产作家，他的撰写的远征记、斯巴达的制度史和关于苏格拉底的书，至今还是我们研究古代希腊史的史料。

色诺芬似乎是赞成斯巴达的贵族制度。他借一个传说中的法律家之口来阐述他自己的理想。他认为在斯巴达的制度中有一种理性的成份，而他把这些理性的成份又具体化了。色诺芬主张婚姻和小孩培养的重要性，要把妇女供养起来，给予好的蔬菜和肉，但不能饮酒。他要妇女天性安静，作一些纺织和女红的工作。他认为其他的体力劳动是女奴的事情，自由妇女的职责是养育健康的小孩。为此，他提倡体育锻炼，要求妇女参加体育比赛。他也反对男女分居，以为那会导致欲望过于旺盛，影响生育。至于儿童的培养，他也有一套说法，如认为要对孩子进行学校式的教育，衣服和鞋都要有利于增强孩子的健康体质。他提倡要对小孩严加看管，行为不轨当受到严厉的惩罚。色诺芬的实用原则有的时候是相当不尽人情的，如他认为一年之中儿童只能有一件衣服穿，也不能多吃，以便培养克制。但他又说偷窃也不坏，可以培养机灵，但要对此行为应进行惩罚。他提倡公共就餐，不能让人在家里吃饭。吃完饭就要进行锻炼。色诺芬认为公民不能经商，因为挣钱会腐败人心，公民应当考虑的是国家安全。他要求公民服从领袖和法律。对胆小鬼也要进行惩罚，相反，对对老人要尊敬，国家应有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从以上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古希腊的历史学是人文主义诗性的历史学，而希腊化时期的历史学，已经成为理性的历史学，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

　　然而从我们今天的人看来，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点燃的圣火，古希腊的诗歌及其歌颂的英雄主义和浪漫精神，永远是古典文化贡献给我们人类的精神丰碑和伟大的历史遗产。我们现在常说的那些品质，如自然主义、和谐、高雅、纯朴、热情、理性、永恒、人本主义、英雄、秩序，都曾在古希腊人的生活中得到反映。历史造化的精细雕工在希腊文化之中得到解释：英雄主义、诗性和理性正是这样显示出了它们的精神魅力，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活动所拥有的巨大的创造空间。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这些浸透着希腊人的诗性和英雄主义的哲理，就像宣扬参与、宣扬和平的奥林匹克圣火一样，点燃了人类的勇于争取胜利、赢得幸福的美好感情。正是它们，使古代希腊成为世界文化中的一种传统。这道相当独特的文化风景在人类的真实生活中蒙上了一个理想主义与诗的光环，从而把一切都无限地升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