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的题目是“汤一介先生的所思、所言和所行”。分三个方面来讲。

首先，汤先生的所思。汤先生一直很谦虚，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哲学家，他说自己最善于思考的年代都被政治运动和其他的原因耽误掉了，所以汤先生曾经说过他真正开始哲学思考大概是53岁以后。在中国的哲学圈里，大家都不会否认汤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善于思考的一个人，而且这样的思考往往是走在我们实践的前面。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汤先生发其端，沿着汤先生的想法往前走。汤先生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他站得比别人高，一个哲学家和其他的思想者、社会研究者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说他要站得比别人高，否则的话他就很难对我们时代的问题作出回应。

我们怎么来概括汤先生的所思其实是很难的，我自己做了一个初步的概括：首先是汤先生从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上来思考他的所思。乐先生说了，他特别重视三教合流。北大的儒学院也是汤先生创办起来的，这里面有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儒释道三教合流。他考虑的三教合流和别人考虑的三教合流区别在于，他不光考虑中国思想里面包含的儒家、佛家和道家这样的思想，而是他是考虑到中国思想的三教为什么会以现在这样的合流的方式出现，他是从文明的产生、形成和不同文明的关系来考虑的。通过这样的考虑他提出过一个口号，他说鲁迅先生以前希望中国实行“拿来主义”，向西方来学习，这点汤先生是非常肯定的。不只是汤先生，做中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乐先生也是这个的观点。跨文化交流首先要了解西方的思想、印度的思想，了解其他文明体的思想，这个是拿来主义的一部分。汤先生还提过一个口号“送去主义”。我们现在讲文化的自信、自觉，文化的自觉和自信要体现在不仅仅是拿来，我们还要有东西能送出去。什么东西能送出去，这就是汤先生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遇到他就会马上提出一个当下的反应，比方说：美国的一个著名学者叫亨廷顿，他提出了一个“文明的冲突”。当这样一个观点在全世界产生影响，引用到中国后，汤先生很快就根据他所体会的中国文明的特点进行思考。他认为中国思想是提倡普遍和谐的，他甚至也认为世界文明的主流在未来不一定是冲突，而更可能是融合。汤先生所提倡的普遍和谐的思想，一方面是根据他对儒释道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格局来提出的，另外就是他依然相信人类的未来和谐才是人类应该追求的未来。在当亨廷顿的作品引入中国和在世界产生影响的同时，他很快提出了针对“文明冲突”的批评的观点，在国内学术界甚至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说他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在哲学的专业领域很多想法都是走在实践的前沿。我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就读汤先生的书，那时汤先生与西方学者交流，有着更多的国际视野。那时他反省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思想如果按照1949年以后的唯物唯心这样一个方式来概括总结中国传统思想的话是不是合适。所以他在80年代就提倡的一句话就是中国哲学核心的研究。到了90年代以后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中国解释学问题，创建了中国解释学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专业的领域内是特别有前瞻性的问题，因为直到20世纪，大家已经开始讨论中国思想是否应该有它自身独特的表达方式。我们要考虑它的文体，要考虑著书文字，这些年来中国思想它的内在特点的发挥，这些思考都是受汤先生思想的启发然后一步步往前走的。

因为今天论坛的主题是商业文明，我翻阅了汤先生关于儒家文化与中国商业文明的一篇文章。他写到他看到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一篇著作，思考中国商业文明和中国传统智慧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从亚洲四小龙起来之后很多人不再讨论儒家文明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但是儒家文明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样的说法太被限制于韦伯的命题。当他说中国传统文化与商业文明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他其实在问题当中已经突破了马克思韦伯从单向路的发展路线来讨论世界商业文明发展的这样一个思路。所以汤先生有他自己的思考，汤先生晚年很重要的一本书就是《瞩望新轴心时代》，在公元前五、六世纪有一个轴心时代，很多人会说人类文明到了一个新的关头，是人类存亡的生死时机。那么站在轴心时代，世界上很多的思想家都在反思现代文明这样的声音。汤先生站在中国思想的一个高度，他提出的瞩望轴心时代就是站在他所理解的文明发展的健康的方向基础上来对人类的未来做出他的思考。在座的各位，很多都是企业家，可能会觉得哲学家都是思考一些很大的问题，好像跟我们实际的生活没什么关系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其实是有分工的，那么必须得有一些思想家、有一些哲学家他来引领这个时代，他要比一般人更早地意识到社会危机，来强调这种危机，强调危机解决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汤先生的所思都是站在他自己的学术积累的基础上，还有一个就是他从现实出发的基础上。

第二个问题是汤先生的所言，所言主要是谈他的著作。所思和所言其实是分不开的，所思和所行也分不开。人大出版社出版的《汤一介集》把汤先生很多本重要的著作都放在里面，根据自己的了解我做了四种分类：第一个分类是汤先生早期的研究。这本书是汤先生和老汤（汤用彤）先生共同研究的重点，代表作品是《郭象与魏晋玄学》；第二个部分是半球研究和中国文化特点的研究；第三个部分就是对中国宗教传统的研究，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就是这样的研究，他早期的很多作品都是和中国宗教传统的研究有关；第四个部分，就是他对中国智慧的探讨。很多人会被汤先生的事功和言论所影响，其实汤先生的很多作品在学术上是有很强的流行价值的。我相信类似于《郭象与魏晋玄学》和《中国思想的内外超越》这样的著作其实是可以摆在中国现代哲学的名著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作品我相信通过实践的检验大家会越来越看重。

还有一部分我们要知道他的想法，汤先生对现实问题的想法。很多人都不愿意谈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谈马克思主义的人谈儒学似乎他们的地位要失去了，谈儒学的人如果谈马克思主义似乎觉得他的学术的纯粹性会受到影响。汤先生在二十世纪以后特别关心这个问题，比汤先生年长的张岱年先生似乎也很关心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我们很多问题的思考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汤先生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说未来中国当代思想发展的一个核心解法，如果他一定要迈过这个坎的话就是如何来理解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第三部分是所行。今天活动其中的一个主办方守常老师的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先生是创院院长。因为改革开放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西方化盛行，在这样一个时期，这样一个环节中能够决断中流，一定要创办一个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文化，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来健康地接纳西方外来文明，从这样的一个观念出发这是汤先生的一个创举。放在今天可能看起来没什么，但是要放在1980年代这样整体很西化的一个环境里面体会到这点，就会知道中国文化书院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意义。那么我们现在很多如雷贯耳的梁漱溟先生和冯友兰先生这样一些老先生包括张申府先生都成为我们书院的导师，最后的时候学生有几万人。汤先生在那样的环境下依然关注中国文化在未来的发展作用。90年代有个国学热，人民日报也发表过一篇文章《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这个国学热很重要的推动者也是季羡林先生，张岱年先生，汤一介先生。当然那时候兴起国学热我们知道当时政治压力是很大的，当时社科院的院长受益于一些人发表一篇文章给北大的这些老先生各种各样的批评，成为一些政治的压力。

2000年以后，张岱年先生去世以后中华孔子学会陷入了一个困境，在这样的一个困境中汤先生主动挑起了担子，因为中华孔子学会也是由很多中国文化书院的老先生创办的。汤先生开始重新组织中华孔子学会的领导的班子，然后募集经费确定方案，以此中华孔子学会很快进入正轨。在这个过程中守常老师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守常老师对汤先生的工作做了很大的支持，在这些先生的支持下中华孔子学会很快恢复了现代儒学风的很重要的力量。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儒藏》的工作，《儒藏》最初是很艰辛的，三智同学会的学员在危急关头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汤先生那么高的声望要从事那样的一个事业，他就是要为整个中国文明留下一部大家可以方便准确地使用的这样一部文献。汤先生一直很谦虚，他一直说自己到了70多岁了，因为思考对编修的问题他觉得有点困难，他要做他学术的组织的工作。但是中国思想界的所有人都认为这样的一件事情除了汤先生以外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能做这样的事情。他在编《儒藏》的时候自己建立了北京大学儒藏研究中心，也建立了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这些机构和汤先生总体的构想是有关系的。

我们现在按照汤先生安排的几个核心的议题：中国解释学、儒释道三教关系史、礼法合治这样的一些中国政治哲学的思考，沿着汤先生这样的一些思考，因为有这样一些机构的成长这些思考才会有所依托；有了《儒藏》编纂、儒学研究中心和中国文化书院这样的一些机构的存在，我们文明的发展才会有它的载体。我希望儒藏研究中心、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能顾继续存在五百年、五千年。汤一介先生的所言、所思、所行，由于我的见识和我的理解的局限，只能初步讲这些，真正要了解汤先生的思想先从《汤一介哲学哲学精华编》开始，看完之后还想深入地了解可以看十卷本，我的发言到这里，谢谢各位。

（本文摘录于干春松教授8月28日在NE·TIGER三智论坛（第八届）上的主题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