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的形成及与《五经》的关系

从一般意义上了解《四书》的整体情况，对于以后我们学习整个《四书》，包括学习整个儒家思想都有非常大的帮助。一般我们认为《四书五经》是中国文化的根，至少是儒家最核心的经典。

但如果真正较起真儿来，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四书五经》连称，并且把它作为儒家最核心的经典，进而作为中国古代最核心的经典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这种说法是在宋以后才真正出现，虽然《五经》在宋以前一直很重要，但《四书》在南宋的朱熹之前是没有的，所以这一点值得注意。再有一点，就是《四书》的内容在宋以前不是很重要，包括其中的《论语》都没有那么核心的地位。从汉一直到唐这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儒家思想最经典的部分就是《五经》的内容，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当然也有人说是六经，再加一本《乐经》（中国古代有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一经的传统，九经和十一经就到唐代以后了，这十一经还是围绕着五经的内容）。至于六经的《乐经》，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本来就没有《乐经》；一说是这部经典传承时丢掉了，仅有一部分残留在《荀子·乐论》《史记·乐书》、《礼记·乐记》里，总之《乐经》这部书一直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真正的核心是《诗》、《书》、《礼》、《易》、《春秋》。

所谓的“经”，本身就有恒常不变之意。古时候织布，经就是布纵线，维就是布横线。我们常常讲的经度纬度都跟织布有关系，“经”就是恒久不变，贯通始终的意思。这个“经”跟一般书的标准制式也是不一样的。古代的书是写在竹简上的，一般情况下，竹简的长度越长，说明这个书越重要，级别越高。“经”作为最重要的典籍，竹简长度要达到两尺四寸——这是汉代的长度，按照现在算有半米左右。其他典籍按照等级往下走。“经”下面是“传”。

“传”是对“经”的解释、阐发，其竹简长度通常情况是一尺二寸，比“经”短一半。“传”有很多，如《易经》中有《易传》。《易经》是卦爻辞，《易传》是释义，据说孔子很在意这部分。除《易传》以外，《春秋》有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这三传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左氏传》。

《四书》中最核心的《论语》在汉代时长度只有八寸，比“春秋三传”的长度还要短，《孟子》更短，因为它早已是先秦诸子之一，最多就是先秦诸子中的某一个而已，在汉代时并不重要，不可能有真正的博士官来传承。可见在汉代《论语》《孟子》都不太重要。《大学》《中庸》的情况比较复杂，它们跟《五经》中的《礼记》有关系。《礼记》又有“三礼”的说法，分别是《仪礼》《周礼》《礼记》。《仪礼》主要讲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是汉到唐最重要的部分。《周礼》主要讲周代的理想制度。关于《礼记》的内容，周雨桐先生说是孔子与弟子们讨论仪礼时留下的读书笔记。《礼记》的内容非常庞杂，有关于“礼”的具体内容的，如丧礼；有涉及到制度的，比如王制；有涉及到月历的……最主要的部分是通论类的，探讨某个“礼”为什么这么安排。《礼记》的成书过程非常复杂，汉初传礼学的人很多，各有各家的传承，每家手里都有一些《礼记》的散篇，加在一块。传说《礼记》由 142 散篇构成，并没有一本完整的书。西汉中叶，出现了一位伟大的经学家——戴德，他把当时庞杂的《礼记》传本进行了编辑、校勘、整理，形成了具有 86篇的《大戴礼记》，这是《礼记》最早的一本成书。戴德的侄子戴圣也是一位经学家，他在叔叔的基础上加工，删掉、加入了一些内容，做了 49 篇本的《礼记》，他的《小戴礼记》在主体上跟《大戴礼记》是不同的，所以此后就出现了两本《礼记》同时传承的现象。直到东汉末年出现了一位跨时代的经学家——郑玄，使经学出现了全新的高度。郑玄对《小戴礼记》做了完整、详细的校勘、整理、阐发和解释，使《小戴礼记》的地位得到凸显，《大戴礼记》慢慢地就被人们遗忘了。《大学》和《中庸》就是从《小戴礼记》中选出的两篇。尽管《大学》和《中庸》好像与“礼”这部经典有密切的关系，但他们是出自《礼记》而不是《仪礼》。然而在“三礼”这个系统里，从汉到唐，最重要的“礼”这个字指的是《仪礼》而不是《礼记》，所以《礼记》也不是核心经典，只是边缘经典。所以“四书”的内容从汉到唐其实都不重要，真正受到学者的关注是从北宋开始的。南宋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朱熹把这四种文献汇编到一块，最早称为“四子”。朱子常常讲：“四子也，六经之阶梯也。”从面上看，尊的还是六经，但实际上是以六经为虚伪，四子、四书为主体。朱子明确讲读《四书》是用力少而收获多，《六经》是用力多收效少。经过朱子的编辑，《四书》的规模最终成立，朱熹的地位是孔孟之后一人而已，他一生都致力于《四书》研究，其思想的深度和学问的宽度都达到了极致。如果把儒家思想发展史分两段：一个就是孔孟的奠基，一个是程朱的发展。因此朱熹的地位非常高。

《四书》编辑成册的原因

“四书”的来源不一样，《论语》、《孟子》早就有单行本，《大学》《中庸》又是从《礼记》中抽出的，而且它们的作者不同，内容长度也不一样。朱子为什么要把这四种文献编辑在一起，做章句和集注加以流传，形成叫四书的文本？语》《孟子》《中庸》，这是朱子编辑四书的顺序，也是一个标准的顺序（《四库全书》也是按照这个顺序编的），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渐进的过程。朱子明确地讲过，读《大学》是要立一个规模，好像盖房子时先立一框架；读《论语》立根，有了根以后就能够不断滋养我们；读《孟子》令人发阅（越），就是能够发扬人之智慧；读《中庸》能真正明儒家之要义。

这四种文献被编辑在一起有两个理由。第一、它们的作者之间是有一定关系的。《论语》在这四种文献里应该是最早的。“论”虽然是多音字，但在这里只有二声的音。“论”最可能的意思是编撰之意，孔子言行记录的汇编。《论语》中明确地记录了曾参的去世，说明这本书是在曾参去世之后编辑完成的，那么它的作者不可能是孔子。对于这本书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曾参，一种说是有若，就是这两个人中的弟子编辑完成的。因为这部文献中除了有孔子的话以外，还有很多孔门弟子的言行，包括颜回、子路、子贡、子夏等。很有意思的是，当提到孔门其他弟子时，包括颜回等基本上都是直呼其名，或称其字，但是提到曾参和有若的时候非“子”不称，即曾子或若子，“子”就是先 生的意思，这说明《论语》的编撰者格外地尊重曾参和有若。《论语》前四句话中，第一句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孔子的话；第二句是：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是有若的话；第三句话是：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这是孔子说的；第四句话是：曾子曰：“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曾子说的。前四句话是《论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句子，可以说是曾参或有若的弟子有意编程的，这在学术界里基本没有争议。《论语》这部经典虽然不是孔子亲笔写下的，但毕竟里面包含的主要是孔子的言论，所以从广义的角度讲，也可以说孔子是其作者。然而《大学》比较复杂些，因为历史上没有记载它的作者。中国思想史上最早重视《大学》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是中晚唐时期的韩愈。我们讲韩愈的贡献时总是说他在文学方面的影响，实际上他主要的贡献还是思想方面。古文运动是从属于儒学复兴运动，所以古文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就是为儒学复兴运动提供了载体。陈寅恪先生著书讲韩愈六个方面的贡献，其中一个方面是进一步把《大学》视为经典，使得《大学》到了北宋得到了格外的重视。南宋朱熹觉得这部书跟曾参有关。按照朱子的理解，《大学》共十一章，其中第一章是“经”，这一章一定是孔子述之，曾子记录；二到十一章是曾子述之，他的弟子记之。《大学》的作者具体是不是曾参我们无法考证，但关键是朱子认为是曾参。再看《中庸》的作者，这个比较确定，是子思，孔子的孙子。《孟子》的作者是战国时期伟大的哲学家孟轲。这四位作者列出来，问题基本上就有答案了曾参是孔子的弟子，子思是曾参的弟子，孟轲是子思的再传弟子，这就是四书编辑在一块的第一个理由。按照朱子的看法，四书实际上就是儒家某一个学派的著作集，这个学派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被称为思孟学派，历来被视为儒门正统，也是最主流的派别（孔子之后儒家被分为八个派别这里至少有五个派别是思孟学派或是思孟学派的分支）。第二、这四部文献有共同的主题。四书的主题也涉到儒家核心宗旨：修身为本。《中庸》第二十章的最后一句话“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 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别人一次就能达到的，我用一百次；别人十次能达到的，我用一千次。如果真能照这方法去做，即使是愚笨的人也会变得聪明，即使是柔弱的人也会变得刚强。这一点正是儒家和道家最大的区别儒家重修身，道家则不然。说道家不重修身，大家要弄清两个概念，“道家”跟“道教”是两回事。道家是一种哲学，道教是一种宗教；道家是老庄思想，道教是东汉末年兴起，借用老庄思想元素杂合而成的民间宗教。道教跟道家最根本的区别是道教是技术主义的，道家是反技术主义的。老庄是不重养生的，他有句话叫“益生曰祥”，祥是妖的意思，活的太长就是妖，一个人能够顺应自然的寿命就够了。道的修养方式最重要的是回到自己、成为自己。

修身的五个主题

道家是不重修身的，也根本不重教化，认为教化既不可能也不必要，这是儒家跟道家的根本分别。如果给《四书》找一个主题的话，就是修身整个《四书》就是围绕着“修身”的几个主题展开的：第一，修身的必要性。修身就是要养成良好的对人对事的分寸感，而分寸感是随着年龄、身份时间等不断变化的，要随时调整。第二，修身的可能性。为什么人可以修身呢？因为我们的本性跟圣贤的本性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完全有可能去打开这个无限成长的空间。第三，修身的方法。《大学》就主要讲了修身的方法，有两个，一种是通过内在的改变来改变外在；另一种是通过外在的改变来改变内在，这两条道路在儒家是并进的。内外要交互作用，最重要的是通过内在改变外在第四个，修身所能达到的境界。修身的境界不能一下追求得太高，要一步步做，先做个好人，然后做个君子，做个大人，做个贤人，最后成圣人。

《四书》带给我们什么？

由于作者的关系，构成了共同的学派，又有共同的主题，所以四书被编辑在了一起。那么，我们学习《四书》，学习国学文化要注意什么呢？态度是很关键的。陈寅恪先生是民国时期在国学上所达到的高度应该是最高的，他曾说过：“我们对待自己的文化需具备了解之同情。”这个同情不是怜悯，而是某种血脉感通的关联，那是精神的母体。另外就是钱穆先生讲的学习传统文化需具备温情与敬意。总之一句话就是：在仰视中成长，带着体温去学习、去阅读。很多伟大的灵魂就是在向更伟大的人致敬的过程中成就的，真正的去温暖那些已经僵死的东西，用自己生命当中的源头活水去滋润她，同时也让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去滋润你，这是交互的作用。带着这样的态度去关注什么？两字——文本。大家来这学习，指向的是背后的文本世界，通过我们跟文本结缘。文本能够给我们带来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用声音改变身体。一种母语本身跟身体节奏是关联在一块的。日语为母语的人身体形态是卑恭的，德语的身体形态比较硬，汉语最完美的音乐节奏在《四书》和庄子》里面。每天花十五分钟，大声诵读经典。不用读懂，就用你完美的节奏声音大声诵读，自己的身体都感觉贯通。第二，用文字改变语言。《论语》中很多词用得都特别经典，换了别的同义词感觉大大不同，语言非常重要。第三，用思想改变心灵。

——摘自《三智通讯》第十七期

大师简介：

杨立华，男，祖籍重庆铜梁，1971年生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浙江大学工学学士（1992年），北京大学哲学硕士（1995年），北京大学哲学博士（1998年）。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哲学史、儒学、道家与道教，近年来主要着力于宋明哲学及魏晋哲学的研究。迄今已出版专著三部：《郭象〈庄子注〉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北，2008年）和《匿名的拼接：内丹观念下道教长生技术的开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译著五部：《王弼〈老子注〉研究》《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宋代思想史论》《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帝国的话语政治》等，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2010年被评为“北京大学十佳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