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竹简《性自命出》是战国中期（公元前300年前）的一篇儒家典籍，其中有这样几句：“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把这几句话联系起来分析将使我们对先秦儒家如何了解“性情”问题十分重要。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这几句话：人道（社会的道理、做人的道理）是由于人们之间存在着情感开始而有的，人的喜怒哀乐之情是由人性中发生出来的；人性是由天所给与人的（人性得之于天之所命），天命是“天”所表现的必然性和目的性。

从这几句话看，“道始于情”是先秦儒家思想的十分重要的一个命题。说“道始于情”而不说“道生于情”是有道理的，因“人道”是由人之“情”开始而有，但并非“人道”均由“情”生，盖“人道”亦可生于理性，或由学习而生，故《性自命出》中说：“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入之。”通达人情者能发挥人的感情，掌握礼义者能调节人的感情，因而礼义也和“情”息息相关，离不开人所具有的感情的表现。

这里可以讨论的问题很多，我们先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道始于情”的“道”是指“人道”，不是指总括“天道”和“人道”的“道”；更不是指老子所说的“常道”，因本篇中说：“唯人道为可道也”。“可道”非“常道”，非不可道之“道”，故这里的“道”，不是老子所说的“先天地生”的“道”。所以篇中尝谓：“礼作于情”（郭店竹简《语丛一》有：“礼因人之情而为之”。《语丛二》有：“情生于性，礼生于情。”），“礼”自属于“人道”范围。

因此，“道始于情”不是道家的学说，而是儒家的思想（下面我们将对此做出论证）。这种系于“情”的“礼”正是维系社会人与人之间礼仪等的基础。但此始于情的“道”，并不限于仅指“礼”，仁、义、礼、智、信等等均属之，如说“始者近情，终者近义”（《性自命出》），“仁生于人，义生于道”（《语丛一》此处的“道”自然也是“人道”），但从儒家看，“人道”本于“天道”，故有“天人合一”的思想。

“情”指“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或“六情”（喜怒哀乐好恶）或“五情”（喜怒哀乐怨）。但《性自命出》篇有“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好恶，性也”。这涉及“性”与“情”的关系问题。《荀子·天论》中说：“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臧”者“藏也”，好恶喜怒哀乐是内在人的天生的情感，“情”是内在于人的天性所有，“感物而动”而发之于外，是表现出来的人的感情。所以了解“情”与“性”的关系对于了解儒家思想非常重要。（这个问题下面将专门讨论。）

儒家的“天”是何义？儒家的“天”实有种种含义，且因不同的大儒（如孟子、荀子等等）而有不同的含义。但我认为中国古代（特别是儒家）的“天”除了有“自然”之一义外，还可解释为超越于万物（当然也超越于人）的支配力量或规范之理则，因而“天”就有神圣义、主宰义、道德义等。而“天命”则是说这种支配万物的力量是“天”所具有的一种必然的力量（“命虽是恁地说，然亦兼是付与而言”（《朱子语类》卷六十二）），这样解释“天”和“天命”应该说是一种有意义的诠释。此非本文所要讨论之问题，故在此存而不论（当另文讨论之）。

——文章节选自《汤一介哲学精华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