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文学的源泉。当生活被改革的潮流所激荡的时候，文学没法子对这潮流闭上眼睛。反映改革的文学作品将势如潮涌，这是必然的现象,谁也无法阻拦。现在，有批评文艺作品一哄而上、泛滥成“风”者。毋庸讳言，文艺作品中确有爱成“风”的毛病。“友好风”啊，“回归风”啊，“爱情风”啊，都刮过。但对“风”要作具体的分析。文艺是生活的反映，生活中汹涌着奔腾的洪流，文艺势必会群起而反映之，这“风”是必定要刮起来的，无可指责。自然，平庸的模仿不在其中。此外，文艺作品总得借人言情说理。而人也无非是男女、阶级、职业与年龄之分。而男人终其一生也无非是小小子、小伙子、新郎、女婿、光棍、父亲、岳父、老头儿等等，倘若因为写了光棍，便说文学上有“光棍风”，写了离婚，便说文学上有“离婚热”，那文艺工作者真的无可措手足了。人类自有文艺以来，凡数千年，古今中外无数文艺家已经唱遍了人们的悲欢离合，倘若写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作品，其中的情节与任何历史上的作品绝无相似之处，怕真是难矣哉！问题在于，作者是否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见地和独特的叙述方式，是否准确地把握住了自己所描绘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人物个性。作品中有哪一点与别人相类便指斥作者随风而起或模仿他人，那就排斥了创作中的共性，是不大公道的。自然，真正的抄袭与剽窃，也不在其中。准此，描述改革的文学又将成风，这是既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又符合文艺规律的事。只应欢迎，不应反对。今日的改革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几千年历史因袭的国度与民族之内进行的，而十几年空前的民族跌宕又带来许多新弊，国门的开放使一些污浊连同新的科技涌进神州，而生活中到处存在着新与旧、美与丑、是与非的斗争。改革者的脚每一步都踏在风险之中，单是不求进取的积习，就如亘古长存的群山一般地阻挡着改革者的脚步，更不要说这积习再与权力相结合。所以，改革者的悲壮感，乃是今日时代的特色，没有这一点，就不大像今天的生活。但是，我们的改革是在党中央正确而清醒的领导之下，必定成功的前途也是肯定的。所以这悲壮之中又闪现着朝霞的彩光。假如作品中改革者的形象都有悲壮之色，并且对前途充满信心，便说这是“公式化”，是“思想结构陈旧”，这是难以让人信服的。悲壮而又乐观，这是当代我国改革者的共性，反映这共性，是应当的，不宜视之为“风”或“公式”。共性寓于个性，文学作品的任务便是描写一个个具有鲜明个性的活生生的人物。人物塑造成功了，读者才能从这些人物身上体察到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氛围，从他们的命运和经历中悟到生活的哲理，得到启示，也才能发挥出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效用。可惜，在我看来，我们的文学作品及其评论的主要对象往往放在了事件上，人物倒被相当地冷落了。于是，一个个争相寻找和反映“重大事件”的作品出现了，果然这引起评论界的青睐，而在我们身边流过的五光十色的日常生活被相对地忽视了。是的，不能否认，生活中，历史中，确实存在着“重大题材”，应该写，值得写。但对于文学来说，特别是对于典型形象来说，人物的社会地位越高、权势越重，并不意味着他所从事的工作也越决定历史的进程，他的文学典型性也越高。《战争与和平》无疑是重大题材，但其文学价值却不一定高于《安娜，卡列尼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典型形象的金交椅上坐着的是阿Q，他最“重大的革命行动”也无非是捞了点“外快”和一些旧礼服而已。可见在文学创作及其评论中，首要的注意力应当是人，是人物形象。只有如实地、生动地、准确而形象地刻画人物的个性，描述出他们的命运、心灵、愿望和行动，才能透过他们看见那把他们托浮到舞台前部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潮流。而不是让他们化装讲演，直白地述说作者的思想。我想，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喜欢的莎士比亚化而非席勒化。
中国文化书院戊戌雅集暨为书院导师祝寿会上，苏叔阳先生、严家炎先生和王守常院长一起切寿桃蛋糕。
在我看来，我们的文学创作和评论中也的确存在着应当改革的东西，这便是生硬地、简单地划分文学作品的“种类”和贴标签。写了内心创伤的便名之为“伤痕文学”，提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便名之为“社会问题文学”或者什么“反思文学”。而不大顾及这作品中众多或主要的人物形象以及整体所反映的广阔或一隅的社会生活面，不大顾及作品内容所呈现的多色彩、思想的多义性。我们习惯于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用一个简单的框架来加以圈定和品评。现在说改革题材文学又成了“风”，我看其中很多“风”是我们自己用口与笔造成的。其实，被称为“改革文学”的作品，颇有一些无论是作者的本意还是作品本身都并不一定可以这样划定的。倘因为作品中有改革的内容便说这是“改革文学”，并且要求作品始终围绕着改革的斗争写下去，那无非是把问题简单化而已。《红楼梦》里有没有“改革”的内容呢？我看不少。小者有王熙凤“改革”过生日的财政，由公家出资改为大家凑份子，还“改革”葬礼。大者有“敏探春兴利除积弊”，在大观园里实行那时代的“大包干”和“岗位责任制"。我们能否因此说《红楼梦》是那时代的“改革文学”呢？是否可以批评曹雪芹没有贯穿“改革”这条“主线”，而使宝黛钗的爱情纠葛缺乏了“时代精神”呢？是否可以建议曹雪芹删除荣、宁二府里众多的老少爷们、夫人丫环的事情，来个“立主脑、剪枝蔓”，让主要人物的爱情冲突、命运发展都紧紧围绕着探索“改革”事业的成败呢？因为无论如何，在清朝康、雍、乾三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已经是不容忽视的现象，民主思想也已经滥觞，清王朝面临着的是励精图治还是就从此腐败下去的问题。探春作为贵族中的有头脑的人物，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改革者”形象。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某种观点，曹雪芹无疑地应当主要写探春“改革”事业的具体进程及其必然失败的结局，这才能有明确的主题、深刻的思想、强烈的时代感。然而，倘若曹雪芹当初真的那么写《红楼梦》，这作品也就不能彪炳文学史。曹雪芹当初写出他熟悉的人与事，特别是那些奇女子，在那些人物身上寄托他汹涌的情思，阐发他对生活深沉的感受。惟其如此，他才给我们提供了一面中国封建社会的镜子，使我们从他笔下的人物身上看见了那个时代。也惟其如此，这作品才会给不同读者以不同的感受，多少年来让一代代读者从中不断有所发展，有所领悟，有所感动。
为什么我们一见作品中有改革，便给作品戴上改革文学的徽章，并且要求作者去描述改革的进程、矛盾和结局呢?文学主要是写人的。人们在今日，除了改革，还恋爱，还痛苦，还欢乐，还惆怅，还高歌。这一切或许都与改革有关，但或许并无关系。但他们的悲欢，也必定有今日时代的特色。写出这些也可以反映我们今日的生活、今日的时代、今日的风貌。倘若贾宝玉与林黛玉并不一见面就谈探春的改革，他们的爱情也不与大观园里的包干儿有牵连，我们也承认他们有时代特色，还认为符合创作规律，那就不必要求今日的作家笔下的人物一吟一唱、一歌一叹必须口不离改革。改革是今日生活的主流，但不是全部。文学倘不改革掉这个简单化的毛病，真正的“改革文学”大约也不会像《红楼梦》那样有永久的生命力。评论他人的作品，应当从生活出发，从创作实际出发，从文学形象去评论。倘能如此，我们的文学创作及其评论，一定不会有什么人造的“风”，而会同生活一样，显现出色彩斑斓的局面，进入更壮丽的新时期。1996.10.15
苏先生离开我们两年了，谨用本文纪念并缅怀我们敬爱的导师——苏叔阳先生。
（本文节选自《中国文化书院八秩导师文集 苏叔阳卷》中《改革的文学和文学的改革》）
onnuoIAD